第五章 抗日救亡
第一节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上海工人同仇敌忾，奋起投入抗日救亡斗争。沪西日商工厂的工人不愿意为日本商人做工，不顾失业和饥饿威胁，有4万多工人离厂。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发动各业工人投入抗日，支援前线，在沪西纱厂工人中建立工人救亡协会、丝织工人救亡协会和国民战时服务团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1月，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派谭宝连到国民战时服务团任总干事，到工厂做群众工作。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马纯古和谭宝连到阜丰面粉厂开办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工人陈太忠等，先后发展共产党员4人。参加服务团活动的工厂，有面粉、丝织、纺织、煤气、五金、机器、毛纺、制药业和花边、电珠等各行业。服务团最多时有3000多人，其中有80多个积极分子，成立党团支部，谭宝连任书记。服务团采用建立互助会、同济会和办夜校等形式团结群众，帮助失业工人进难民收容所，组织抗日救亡募捐队，举办游击战争学习班。后成立游击大队，王际光任大队长，赴松江、青浦一带活动。
民国27年春，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救亡活动转入地下。
民国30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租界，很多工厂转为军需生产，甚至毁掉机器造枪炮。日商工厂工人有的转入内地，有的转入华商工厂，或回乡务农。留在日商工厂的工人在劳动中消极怠工、破坏工具、损耗原料、出废次品，坚持斗争。面对侵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上海地下党组织采取“有组织的斗争和无组织的形式”，“得到风，就转蓬”的策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内外棉一、二厂（今上棉一厂）等生产军用斜纹布，一再加快车速，地下党员带领群众故意让纱线断头，停止运转，把烂山芋、肥皂头丢进皮带盘里，使车速变慢；日华纺织厂（今上棉七厂），保全工不给机器加油，使机器运转不正常，次品、废品增多。大隆机器厂被日军改为军工生产。地下党员和工人消极怠工、以坏充好。在浇铸炮弹壳时，将泥芯做歪，生产打不响的炮弹。
沪西党组织还动员工人参加抗日游击队，支援抗日根据地建设。民国27年起，阜丰面粉厂以及纺织、机器业工人220余人，秘密前往江南抗日义勇军部队、鲁迅艺术学校、皖南新四军部队，并运去一批机器和物资。
第二节 组织工人地下军
民国33年（1944年），为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中共中央作出组织城市人民武装起义的决定。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向上海工委书记张祺部署组织工人地下军任务。民国34年2月，张祺和新四军干部高骏到沪西开会，向参加过五卅运动和武装起义的积极分子介绍抗日战争形势，布置秘密建立工人武装的任务，决定在澳门路、小沙渡路口开设茶馆，开展活动，发展组织。此后地下军骨干发展到60多人，团结在周围的基本群众有数千人。
上级发来几支短枪和子弹，不敷使用。4月，一天夜里地下军成员胡凯成趁值班日军酣睡，潜入麦根路火车站日军物资仓库，拿到两挺机枪，支援给新四军淞沪支队，换来几支短枪和子弹。地下军枪少人多，采取定点周转办法，轮流学习使用武器，由杭惠兰、毛家华两位女党员担任运枪工作。地下军还调查了敌军在沪西和龙华的据点、仓库、道路和桥梁分布情况。
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上海工委要求地下军加快备战进程，制定起义方案，决定以“清算敌伪、要求复工”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在区域内以占领信义机器厂为据点，以夺取普陀路和戈登路警察局的枪支为目标。
23日清晨，沪西地下军在信义机器厂大门前部署3个突击队，配备所拥有的全部武器、弹药；在东京路和澳门路集中基本群众。6时正，地下军队员高呼：“我们要上工！”“我们要吃饭！”“没收汉奸财产！”等口号，带领群众冲进工厂，控制电话间、制高点和要道，抓紧夺取普陀路警察局枪支的准备工作。
午后，张祺接到刘长胜传达中共中央决定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电令。下午4时，张祺赶到工厂，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形势变化，改变计划，取消上海武装起义的指示，并部署立即撤走突击队，组织群众以上街示威游行的形式，高喊：“要上工！”“要吃饭！”等口号，然后散去。
9月，根据上级决定，地下军成员30多人去青浦参加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活动期间已暴露的人员，分期分批去解放区；未暴露的人员各自回原单位，继续隐蔽，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