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斗争
第一节 抵制国民党工会的斗争
民国16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指挥部被捣毁。沪西地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人有孙良惠、党维蓉等30人；被害的有鲍孝良、佘立亚、彭天保等21人。
4月14日，国民党成立“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5月中旬，工统会在日华纱厂（今上棉六厂）贴出布告，定15日召开厂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工人抵制。工统会因到会人数太少，不得不改为“筹备会”。24日，沪西各棉纺厂工人联合召开代表大会，响应转入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号召，宣布“永远同工统会脱离关系，拥护上海总工会”。11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成立上海工会总会（简称工总会），要工人“不得宣告罢工和怠工，以免为共产党所乘”，同样受到工人群众的抵制。民国17年10月，国民党又成立“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命令工统会、工总会停止活动。工整会利用职工中的国民党分子和上层分子组织工会，企图控制工人运动。民国18年7月，沪西9个大型工厂工人在上海工会联合会领导下发起组织自己的工会，成立沪西工会联合会。
安迪生电泡厂（今上海灯泡厂），有1000多工人，受美国资本家剥削，生活极苦。他们怀念自己的工会，憎恶工整会。民国19年1月，酝酿成立俱乐部（实为赤色工会）。美国资本家勾结国民党，指使警察以逮捕共产党为名抓去范仰文等工人代表。1月13日工人罢工，要求释放代表，按期召开俱乐部成立大会。警察以“维持秩序”为名，强迫工人复工，工人坚持不达目的不复工。国民政府派员到厂下令向工人开枪，打死14岁女工王阿四，重伤男女工人10余人，抓走工人12人。
1月14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发出“关于援助安迪生电泡厂工人斗争的通告及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声援斗争，提出“拥护电泡厂俱乐部”、“打倒国民党工会”等口号。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出“全国工友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在上海屠杀工人”的号召，发动同盟罢工。
国民政府授意社会局、公安局出面“调解”，罢工期间工资照发，15日工人陆续复工。
第二节 “左”倾错误对沪西工运的影响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转入秘密活动，沪西党组织受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在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不顾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一味要求组织进攻，反对合法斗争；搞政治倾向强烈的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不加隐蔽地举行大规模的公开集会；一度甚至合并党、团、工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暴动等，工人运动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和损失。
民国19年（1930年）3月5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号召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发动武装暴动。之后，每逢节日，举行飞行集会，被敌人摸到规律。这年4月，公共租界和国民政府决定用暴力镇压五一示威群众，27日起宣布戒严。其时沪西曹家渡一带已戒严，但工人五一游行集会照常进行，致使多人遭逮捕。5月18日，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又提出“革命形势日益接近高潮”、“加紧工人纠察队工作，进行武装训练，为武装暴动奠定基础”等意见，部署纪念五卅五周年，在沪东、沪西、闸北举行集会，发动各业工人上街示威，沪西数万人的游行队伍，遭到镇压，被逮捕多人。
民国21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动上海市反帝大同盟等80多个团体，在胶州路沪西共舞台（又名共和大戏院）集会，反对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把上海变成自由市。国民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95人被捕，后13人遭枪决。被害的有大夏大学附中学生曹顺标、内外棉三厂中共支部书记曾太功、内外棉四厂工会干事王明国、沪西区委干事邱文知、樱华里青年钟明友等。
民国23年3月，美亚绸厂总厂及9个分厂4500多名工人，为反对工资打七折，举行罢工。3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认为“美亚绸厂的罢工将要掀起无产阶级伟大的罢工浪潮，开展更加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4月10日，4000多名工人到江湾包围市政府社会局，第二天上午社会局扣押了工人代表，群众冲进大门遭到镇压，重伤20多人，轻伤100余人。12 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动员全市40多个绸厂5000多人举行同情罢工。国民政府宣布戒严，出动大批警察镇压罢工，开除工人167人。罢工失败，美亚绸厂工人被迫于4月21日复工。
第三节 两次反日大罢工
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闸北，国民政府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一二八事件的第二天，江苏省委召开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为主的工人代表大会，号召总同盟罢工。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领导了这次反日大罢工，成立沪西罢工委员会（简称罢委会）。
罢委会在工人中发展民众反日会会员，建立民众反日义勇军，组织慰劳队、运输队、交通队、救护队，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组织纠察队，维护沪西地区秩序，打击日本便衣特务；组织宣传队，进行抗日形势宣传，举行抗日集会和游行示威，宣传画、标语、传单，从曹家渡、梵皇渡路一直张贴到徐家汇、龙华。 沪西地区一时有“赤色沪西”之称。
罢委会向社会各界募捐，向社会局申请救济，以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宋庆龄捐助大洋1500元，并从各方筹措2万元；何香凝从救济国难书画展义卖中捐助大洋300元，支援沪西罢委会；十九路军官兵从民众的慰劳金中拨款帮助罢工工人。市政府社会局在舆论压力下也拨出救济款和救济米。罢委会在梅芳里、樱华里、富源里等工人聚居地区开大锅饭。罢工工人中流传：“反日罢工上海滩，罢下工人20万，20万人一条心，一心来吃大锅饭，要国民党撤兵很容易，要伲工人进厂复工难上难！”沪西17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反日大罢工持续80多天，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日本商务官调查，反日大罢工，使日商损失白银达9100万两。
3月初，十九路军由于国民政府断绝后援，被迫撤离上海，抗日形势急剧逆转。大批日本海军陆战队、租界捕探和国民政府警察涌到沪西，查封各级罢工委员会，逮捕工人纠察队员，封闭公共食堂，强迫工人复工。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排斥职工运动的正确领导，错误撤销刘少奇的领导职务，一再命令沪西罢委会把罢工引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敌人疯狂镇压下硬拼。5月，工人终因组织遭破坏，失去外援，生活无着而被迫陆续复工。
民国25年11月，内外棉六厂（今上棉二厂）女工遭到日本监工无故殴打，愤而罢工，内外棉八厂以怠工声援。17日，爆发了沪东、沪西日商纱厂反日总同盟罢工。罢工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时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的正确方针传到上海，罢工的领导者摒弃“左”的做法，把罢工工人日常经济利益和抗日救国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增加工资，不准打骂和开除工人等条件。25日，当日本资本家被迫承认部分罢工条件，达成工资增加50%等6项协议时，结束罢工，既为群众争得利益，又避免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打击，使沪西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