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区西北部，东与静安区交界，西与嘉定区接壤，南与长宁区、静安区毗邻，北与宝山区相连，区域面积55.53平方千米，东西最大距离12.5千米，南北最大距离8.3千米。本书以1947年1月普陀区建立至2017年12月的71年历史为研究对象，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适当上溯或下延，以今普陀区的区域范围的形成、变迁为脉络，系统解读普陀的发展历程、区域特点，探讨城区史研究的意义与路径。
一、普陀城区形成、演变脉络
普陀城区的形成发展与吴淞江息息相关，素有“吴淞江水兴普陀”之说。吴淞江古称松江，亦名松陵、笠泽⑴。吴松江之名初见于《陈书·侯填传》“与（侯）景战于吴松江”⑵句。在郏宜之子郏侨的水利书中，则提到了“吴淞江”，其后的水利记载中，多沿用吴淞江名称。
吴淞江自唐以来处于不断萎缩的过程，唐代时宽约近20里（约合今9千米），到宋代尚面阔9里（约合今4千米多），元代缩为2里（不足今1千米），到明初仅150余丈（约合今480米）⑶。由于河道变窄，容水蓄水湖泊减少，水旱敏感度加强，对吴淞江河道网络的治理成为当时整个江南水利工程中的重中之重。元代吴淞江的治理转向下游地区，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任仁发，他对吴淞江的治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筑闸，防止海水倒流时造成泥沙内灌，普陀境内保存完好的元代水闸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二是自赵屯浦以下由新泾、上海浦导流入海。
明代吴淞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形成了今天称之为“苏州河”的这段水道，这是吴淞江在潭子湾以下自然改走的新道，大致形成于公元1460-1569年间。据考证，今吴淞江与虬江的关系，实际上可分为两段，潭子湾一带古今吴淞江在此相合，过此点，以下河道再度分离。潭子湾以下吴淞江主道由虬江一线改走宋家港一线。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吴淞江主道“徙而东南”，借宋家港河道直人黄浦江，奠定了今天吴淞江主道（市区苏州河段）走向的基本格局⑷。清代吴淞江水道没有大的变化，人工治理主要是截弯取直，其中两个重要的举措是：黄渡越河的开凿和曹家渡一带的截弯工程。其中，在今天上海市区仍然有所体现的就是居家湾、赵家湾、强家湾这一区域。上海解放后，这里修建了长风公园。长风公园中的湖是人工湖，但周围一圈河道也是吴淞江水道故道。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内的丽娃河，就是吴淞江截弯后留下的一段水道。这里原来是低洼地带，多沼泽，不适合种田，就建了学校。原来的大夏大学经过扩建，把丽娃河包括在内，就成了现在的华东师大校园⑸。
现在被称为“苏州河”的水道，只是吴淞江的一段。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来沪的外国人发现，溯河往上，可以直达苏州府城，于是，他们称之为“SoochowCreek"，后来被译成“苏州河”。1848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驻沪领事签订展拓英租界条约时，首次在正式文本中将吴淞江称为苏州河，后来上海市区的民众也逐渐接受并习惯了这一称谓。吴淞江流经上海市区的部分自近代以来就被习惯性地称为苏州河，相沿至今。但在正式的地名目录和地图中，仍写作“吴淞江”⑹。
苏州河流经普陀14千米，不仅留下了两岸21.54千米曲折岸线，更为这片热土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人文资源。“九曲十八湾，湾湾有故事；九曲十八湾，湾湾有第一；九曲十八湾，湾湾有美景！”⑺
20世纪初期，随着公共租界的西扩，今普陀区境的苏州河以南大部分地区被划人租界，随着外商企业和民族企业的人驻，人口也大量聚集，原有的农村地区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苏州河沿岸逐渐形成工厂林立、码头密集、百舸争流的繁荣局面，成为著名的“沪西工业区”，聚集了纺织、面粉、啤酒、味精、电扇、油漆、印刷、橡胶、火柴、陶瓷、化工等产业。据统计，在过去历届的世博会上，有30多个获得金质奖的产品来自这里的企业⑻。
1923年，公共租界工务处在越界筑路中修建了PootooRoad（普陀路）。1925年至1941年间普陀路历经多次修建扩建⑼。1929年公共租界成立普陀路巡捕房，直至1943年收回租界后结束。汪伪政权所划定的第十三警区，就涵盖了普陀路巡捕房的辖区。1945年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第十三警区范围内建立第十三区，设置区公所。1947年1月，改称普陀区，普陀区的行政建置正式形成，此时的区域面积只有2.65平方千米。
1950年，上海市政府根据各区农业与工商业发展状况，便于集中领导，促进市区工商业经济恢复、繁荣农村经济和推动郊区土改开展为原则，将全市30个区划分为五种类型⑽，普陀区属于全部为工商业地区一类。在确定各区性质及保持原有基层行政区划完整的基础上，上海市政府为保证区域调整的顺利进行，明确要求要照顾人民群众的习惯，对主要是农业地区或工商业地区的工农混合区和各区之间相互插花地带进行调整，并制定了详细的区域调整方案。新泾区苏州河以北，中山北路以南及真如区朱家湾，平民村部分（大致为今中山北路以北、石泉路以南、岚皋路以东、光新路以西区域）等工商业地区，划人普陀区，区域面积增至6.76平方千米。此后，随着上海城市规划调整和城区面积的扩展，普陀区历经1956年、1958年、1982年、1984年、1992年的五次扩区，区域面积增至54.11平方千米，此后又进行了几次微调，最终形成如今55.53平方千米的政区格局。
二、普陀城区史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上海史研究作为近几十年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从通史类到各个领域的专题成果都可谓异常丰硕。但当我们从时间轴和空间轴上检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时，会发现还有很多的薄弱点或者说是空白点，譬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近70年的历史，相比于此前100年的历史，研究成果单薄太多，此外原有租界区域的城市史研究成果与城市扩展区、尤其是1958年上海城市面积扩展近10倍以后的区域研究成果差别更大。因此，要深化上海史的研究，还需要从具体的问题上去突破。城区史就是实现这种突破的一个可行路径。
目前关于上海城区史的研究成果，有徐逸波等主编的《岁月——上海卢湾人文历史图册》⑾《上海卢湾城区史》⑿、苏智良主编的《上海城区史》和《城区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以上海城区研究为例》⒀、承载的《城市社区史与上海史研究》⒁、张笑川的《闸北城区史研究：843-1937》⒂。上述成果中关于城区的界定范围各有不同，城市空间、区域、社区的概念相互交叉。《上海卢湾城区史》以作为行政建置的卢湾区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在城区史研究中，要引人社区的概念”。《上海城区史》将“城区”定义为某个“城市空间”“城市区域”或“城市单元”，认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城区范畴，与行政区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城区不同于政区，但政区对城区有深刻影响”。《城市社区史与上海史研究》所提出的社区史主要指上海比较典型的三种类型的居民区。《闸北城区史研究：1843-1937》从城市本质属性出发，认为“城区史”和“城市社区史”这两个概念可以统一起来。
虽然城区史尚未从理论上形成统一的界定，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又存在诸多共性，这是由城市这一基本功能与特征决定的。美国著名的城市问题研究权威乔尔·科特金在对全球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比较后提出：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拥有这些功能⒃。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要确定一座城市，我们必须找到它的组织核心，确定它的边界，弄清组成它的各种社会行业，确立其辅助性的通信联络中心，并分析其团体和机构的分化和整合过程。虽然城市是将村庄、圣祠、堡垒、作坊以及市场集合在一处并使之成为一个明显的整体：但其个性却随地区、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为在它的构成成分中总会有这种或那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并影响着其他成分。但是终究，就像在活的细胞中一样，组织核心是领导整体的生长及有机分化的本质因素。”⒄城市除具有共性之外，也具有个性，这种个性与差异不仅表现于城市之间，也表现于城市内部，当人们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忽视或遮蔽这样的个性与差异，这就是城区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它可以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去推进城市史的研究。
普陀城区史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普陀区是上海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普陀区虽然从行政区划确定之初即作为城区而存在，但由于处在城郊接合部，所以随着上海城区的扩张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先后六次从新泾区、真如区、闸北区、西郊区、大场区、宝山县、嘉定县划进土地52.88平方千米，区域面积为建区时面积的20余倍，形成了滨南、滨北的空间布局。普陀区域面积的扩展即是上海城市化推进的直观反映。另一方面，普陀区的空间拓展又深刻影响其功能定位的转变。从民国时期的沪西工业区，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业基地，再到1990年代开始向上海西区物贸中心、商贸中心、新兴商贸科技区、“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宜居宜业宜创生态区”的转型，普陀区一直在不断调适将内部差异较大的资源进行整合，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方向，被上海市委、市政府誉为“上海老工业区成功转型的典范”。
第二，普陀区在城市更新中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值得关注。1949年前，普陀区作为底层劳动人口的聚集区，成为棚户区比较集中的区域，以潭子湾、潘家湾、朱家湾和药水弄为代表的“三湾一弄”几乎成为棚户区的代名词。“吃水不清，走路不平，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下一天雨要穿七天套鞋”，“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都是对此类棚户区的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陀区便开始了对棚户区的逐步改造，从最初的开辟火巷、翻修路面、铺设下水道、增装路灯、自来水给水站、消防龙头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到改善环境条件，逐步改造草棚，翻建成为瓦房，直至全面重建为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昔日的“三湾一弄”早已被高楼林立的中远两湾城、石光新村、长寿新村所取代。1952年曹杨新村落成，成为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它的建成具有重要示范意义。2009年，为提升老旧小区的综合品质，普陀区在全市首创老旧小区环境建设“六小工程”，至2011年底，3年累计完成改造397个小区、1616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达30万户，老旧小区焕发出新光彩。“十二五”期间，普陀区在成片旧区改造的同时，不断加大旧住房综合修缮改造工程的推进力度，相继实施了八大居住民生工程。“十三五”期间，“普陀区以“宜居”为发展目标，提出更完善的城市更新理念。
第三，普陀区的人口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一是人口分布呈现东南密、西北疏的特点。2017年底，普陀区户籍人口数量由建区时的13.05万人增至89.55万人。由于普陀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区西部边缘部位，其人口的集聚和城市化进程是从东南向西北作扇形推进，是一个乡村逐步纳入城市化的过程，因此人口密度与布局差异较大。二是多民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20世纪初以来，随着沪西工业区工厂的增加，来自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为逃避战乱灾荒来沪谋生，迁入苏州河以南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陀区内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逐年增加，自1982年起，少数民族人口已居全市各区县前列。2017年少数民族户籍人口达1.43万人。三是劳动人口聚集，劳模人数较多。普陀区曾是以纺织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老工业区，成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集中居住的地区。由于劳动人口密集，普陀区涌现了一大批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感动他人的劳动模范，被称为“普陀现象”。这些平凡的劳动模范以“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力量，为普陀事业的发展注入巨大的精神动力。
第四，普陀区的历史文化遗存类型多样，具有独特的价值。韩塔、元代水闸等历史遗存，反映了上海地理的沧桑变化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真如寺、玉佛禅寺、沪西清真寺不仅体现了区境内宗教文化的多元与兴盛，而且具有建筑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M50创意园、梦清园又以不同的传播方式，让人们感受普陀在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旧接续与传承创新，保存了苏州河在城市更新中的历史记忆，让人们漫步于日渐美丽的景观河道两岸时，还能回想起河内曾经万舸争流的繁忙运输场面，以及绵延数十年的黑臭对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普陀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更是独树一帜，小沙渡作为产业工人的集聚地和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中心而彪炳史册，并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极具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接续了传统与现实的文脉，而且丰富子民众的文化生活。这些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与记忆，是凝聚普陀人精神、体现普陀标识度的软实力，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普陀特有的风貌与风骨。
三、普陀城区史的研究内容与路径
研究普陀城区史首先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区史与区志的关系，区志作为“一方之全史”，统摄古今、包罗万象，是区史编写的基础资料。但史与志的体例又有很大不同，志强调的是全面、翔实、述而不作，史注重的是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与区域特征的提炼。城区史研究虽然着眼于区域，但不能限于区域之内，而应将区域研究置于全市、全国乃至全球的视野下去审视与评判，因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普陀区档案局（馆）、地方志办公室正是出于让读者更易于了解普陀区历史的初衷，决定在已有区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提纲挈领的城区史。
本此初衷，普陀城区史在全面梳理区志和年鉴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能够反映普陀特征的几个重点问题，即：城区构造问题；城市化进程；水路商路与地方经济变迁；城区更新；社会生活史；生态环境史；历史文化遗迹与遗存等能够反映普陀区特点的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全书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勾勒城区空间的前世今生与演进逻辑；第二章，系统梳理作为组织核心的机构沿革；第三章，以“沪西工业区”为切人点阐述城市化开启的过程与历史基因；第四章，普陀区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延续与发展；第五章，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转型与发展；第六章，城区更新与市政建设的巨大成就；第七章，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发展特色；第八章，民众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第九章，历史文化遗存与记忆。
普陀城区史的研究着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尝试与推进：
1．从更加多元的渠道与视角寻找资料。我们除充分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所藏的档案和报刊文献数据库资料外，还充分挖掘区档案馆、方志办的档案和史料，向全区各部门、街道（镇）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相关的企业、展示馆等机构广泛征集资料。当我们深入基层时，会发现一个未曾认知的资料宝库。除基础的文献资料外，图像资源，地形图、政区图、城市规划图、城市交通图、地面道路图、地下管线网图等市政建设工程图，地籍图册，行号路图录，街区图，各类建筑设计图，示意图等等，也成为我们关注的资料。不同类型资料的互证与互补，既增强了城区史的丰富性与可读性，又可以大大深化城区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2．城区史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与跨部门的合作。城区史研究涉及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城市是具有空间属性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对城市空间结构都有较多的理论与解释，但这些学科更多立足于对现实城市空间的分析和解读，较少注意时间维度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也较缺乏对于城市空间演变过程的长时段考察，历史学正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城市史或城区史研究需要在充分借鉴上述学科空间视角的基础上，从长时段的演进中去展示城市空间的分异与演变。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专门的知识，不是单纯借鉴某一学科的理论就可以完成的，而需要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者共同推进。普陀城区史相关章节的研究，正是借助于区发改委、商务委、规土局、国资委、房管局等多个专业部门的力量才得以完成。
3．城区史研究需要被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对于当代上海史研究而言，这是切实可行也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研究者应该广泛地了解决策制定的酝酿、讨论、实施过程，了解城区内权利主体对相关政策、规则、制度的因应，了解城区内相关人群观念、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些都要通过口述访谈、专题座谈会的形式去实现。
4．城区史是对基层的研究，但必须有关注高层的视角，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所有发生于基层的变化都有上层政策、制度、规定的投射，只有关注高层的政策、制度与规定，才能理解基层变化的缘由。如果对照政策文本与基层执行进行分析，又可发现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