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近代上海城市化在空间上有两大走向：一是由南而北，即由南市而北市，由老城厢而两租界，由苏州河南而苏州河北；二是自东而西，由外滩而河南路、而西藏路而静安寺。今普陀区境位于上海城区西北，恰在城市化走向的末端。所以，在上海中心城区中，普陀一度以晚、散、破、乱著称。
所谓“晚”，是指近代化、城市化起步较晚。19世纪中叶，外滩一带已经西风蔚然，洋气氤氲，区境苏州河两岸，依旧土地荒僻，人烟稀少。19世纪末期，外滩、泥城桥一带，早已楼宇林立，店肆栉比，已有“东方巴黎”之称。而区境南部苏州河两岸小片地区，才姗姗来迟地出现一些工厂，区境中部、西部的真如、桃浦一带，还是农田连片，溪涧纵横。城市化方面，区境较黄浦等处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所谓“散”，是指区境长期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作为行政单位的普陀区出现较晚。区境之内，论历史隶属关系，苏州河以南曾为越界筑路地区或公共租界，西北桃浦镇原属嘉定(1992年才划归普陀区），真如镇亦属嘉定（1984年才划归普陀），北部沪太新村一带则原属宝山。1927年上海特别市建立时，区境南、北地境分属法华、闸北、彭浦、真如、蒲淞等区。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恢复对上海统治以后，上海市被划为30个区，普陀才成为其中之一，但当时面积很小，不到3平方公里。今区境面积55平方公里有奇，其中绝大部分是1949年以后划人的。此外，二十世纪初新建的沪宁、沪杭铁路，横穿区境，也成为影响区境社会经济一体化的严重障碍。
所谓“破”，是指市政设施落后。近代上海市政建设总体格局，是租界优于华界，苏州河南优于苏州河北。就历次战争中遭受破坏程度而言，华界重于租界。区境苏州河以南地域在1899年被划人公共租界，是建设较优、破坏较少的部分，而这部分占区境面积比例很小。区境苏州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在1924年发生的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中，在日本两次侵略上海的战争中，都遭受严重破坏。区境居民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破产农民和因战乱而来上海的难民。这几个因素凑合一起，使得近代普陀生活环境恶劣，居民生活水平低下，房屋简陋，道路逼仄，设施落后。
所谓“乱”，指治安环境恶劣，社会秩序混乱。区境很多地方长期处于租界、华界交接处，或不同政区的边缘，或城乡接合部，属于三不管状态，帮会肆虐，流氓横行。
晚、散、破、乱，这四个特点对于区境的影响极其复杂。
正因为城市化起步较晚，空间开阔，地价便宜，开发成本较低，所以，二十世纪初上海工业化快速发展时，一些占地面积较大、劳动密集型企业便落户此地，诸如棉纺织、面粉、榨油等。区境也由此成为上海著名老工业基地，到1937年，有民族工业企业750多家，职工5.5万多人；外商工业企业26家（其中日资占绝大多数），职工2.6万余人。1949年区境有大小工厂860家，职工9万余人。1949年，区境棉纺织工业纱线锭占全市42.8%，织机占全市织机台数的40.9%，面粉业生产能力占全市的80%，榨油业生产能力占全市82%。
正因为区境此类工业发达，穷苦工人集中，也就成为工人运动的天然良场。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境内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所属工厂的工人五六千人，率先举行反帝罢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1921年以后，小沙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进行活动的据点。1925年举世闻名的五卅运动，首先从普陀区境开始。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大班枪杀，成为引发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此后，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斗争中，在解放上海的战争中，区境工人都积极参加，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近代区境长期不属于同一个行政主体管辖，管理较为松散，居民五方杂处，结构多元。区境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居全市各区县前列。与此相一致，体现不同信仰的宗教团体较多，宗教活动场所多元，既有佛教的真如寺、玉佛禅寺，也有伊斯兰教的沪西清真寺，基督教的普安堂。其中，玉佛禅寺为上海最著名三大寺庙之一，与龙华寺、静安寺齐名。
正因为区境先前比较破、乱，所以，1949年以后，当行政普陀与经济普陀、社会普陀三位一体时，政府在各类资源配置中的枢纽地位便凸显出来，区境生态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也就令人刮目相看。住宅建设方面，从1951年动工兴建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起，到1990年全区已共建新村84个，三湾一弄得到成片改造，交通、供水、供电、煤气等问题已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区境不断在宜居城市方面向前推进。2015年，普陀明确提出要打造“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这是极其高远的曼妙愿景，与近代以前普陀的破乱形象适成鲜明对比。
普陀区的变化是上海城市化进程的缩影。一方面，普陀在较长时间里处于城郊接合部，随着上海城区的扩张而不断扩张，先后六次从新泾区、真如区、闸北区、西郊区、大场区、宝山县、嘉定县划进土地五十多平方公里，区域面积为建区时面积的20余倍，形成了滨南、浜北的空间布局。另一方面，普陀的空间拓展，与其功能定位的转变息息相关，从民国时期的沪西工业区，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业基地，再到改革开放时代向上海西区物贸中心、商贸中心、新兴商贸科技区、“科创驱动转型实践区、宜居宜创宜业生态区”的转型。普陀在不断调适中，将内部差异较大的资源进行整合，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因此，普陀被上海市委、市政府誉为“上海老工业区成功转型的典范”。
普陀区的变化是上海城市面貌变化的缩影。持续优化的道路交通网建设，使得普陀成为上海陆上交通发达的现代化城区。不断加大的旧区改造力度，改善了普陀的城市形象。大规模兴建的新型住宅和大型小区，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更加宜居的城市生态环境，让市民享受到城区发展的福利。旧区改造从大拆大改转变为拆、改、留并举，有序推进。住宅建设从早先的标准化供给转变为注重人性化设计，强调居住体验。环境治理从加大投入和惩处力度，到强调深化机制体制改革，这些都确保了城区建设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普陀区的变化是上海科技与文化变化的缩影。1949年以前，这里曾聚集着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华童公学等著名学府，但由于工人和贫苦人口的大量迁入，全区人口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普陀即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依靠有限的财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扫盲运动。其后，普陀一直高度重视发展科技与文化。现在，区境已形成“一环一园十街镇”优质教育资源圈布局，推进各类学校实现优质均衡多样发展。普陀通过加强科普基地资源建设，推进科普资源共享，丰富科普专题活动，营造全民创新氛围；同时，通过扶持和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和科技园区，致力于科教兴区，在全市民营科技企业的引进与培育中名列前茅，天地软件园、华东师大科技园、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上海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产业园、桃浦智创城等科技园区的创立，加快了资金、技术、政策等资源的集聚。卫生事业方面，曾经棚户区密集的普陀区，因爱国卫生运动而成功进入上海市首批卫生城区的行列，并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区域医疗资源的优化调整，全区的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教育科研等均有明显进展。体育事业方面，普陀区是闻名全国的“田径之乡”，培养输送了一大批竞技体育的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群众体育和“体教结合”工作也卓有成效。
普陀区的变化，也是上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巨变的缩影。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是上海社会华丽转身的40年，也是普陀成功转型的40年。1978年的普陀区还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经济，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陀区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特别是在90年代提出的“抓机遇、打基础、兴功能、树形象”的指导方针下，普陀实施了南、北、中三片联动的经济布局，逐步成为上海的商贸中心。进入21世纪后，在“三片五大重点地区”“一河五区”和“一轴两翼”规划引领下，普陀历届区委、区政府接续发展，逐步形成武宁创新发展轴、长寿商业商务区、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真如城市副中心、桃浦智创城等五大重点地区，并在不断转型升级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普陀实现了从传统工业为主导的老工业区向新兴商贸科技区的转型。40年，普陀留下了一串耀眼的数字：财政总收入从1978年的0.7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35.66亿元，区级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0.71亿元增加到2017年108.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8年的64.57亿元增加到2017年606.04亿元，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998年的35.0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933.4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98年的33.9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80.36亿元，这些巨额增长数字背后凝结的是普陀人的汗水与智慧，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城区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教科文卫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衣食住行的极大改善。
在上海众多中心城区中，论沧桑巨变，今胜于昔，倘忆苦思甜，则非普陀莫属；论历史变化幅度，以普陀为最。
普陀区向无成规模的城区史，有之，自本书始。我作为长期从事上海史研究的学者，得以先睹为快，读后确感受益良多，也深有感慨。普陀建立独立行政建制较晚，此前关于普陀的历史资料相当稀少、零碎，尤其缺少基础性、主干性的核心资料，因此，编写《普陀城区史》，便比编写其他城区史困难得多。这部史书，采取本区干部、学者与史学研究单位学者相结合的方式，各展所长，相得益彰。编写人员既了解本区实况，又有搜集、鉴别、驾驭史料的功力，所以，全书资料丰赡，脉络清晰，论述允当，征引规范，文字畅达，确是了解普陀、研究普陀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