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前近代以来的区域演进
公元8-10世纪期间，因长江口泥沙沉积量的增加与沿海堤塘的修筑等因素的影响，今普陀区所属的大部分地区逐渐成为陆地(1)。普陀区域在唐代分属于华亭、昆山两县。至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分昆山县安亭、春申、临江、平乐、醋塘5乡置嘉定县(2)，普陀区北部地区属之。元代，华亭县东部地区开发趋于成熟，“地大户多”。因此，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民物繁庶”为由，奏请割华亭县东北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于上海镇设县，隶属于松江府(3)。自此，今普陀区域南部归上海县管辖。明代中叶，以真如寺为中心形成真如镇。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繁荣，使得各县赋役繁重，“纳户零星，款项繁杂，……征比倍难，加以……盗贼窃劫，刑名又极纷繁”。鉴于此，雍正年间，嘉定县东部守信（旧春申）、依仁（旧临江）、循义（旧平乐）、乐智（旧醋塘）四乡一十三都，共计编户320里地区划出，设立宝山县(4)。普陀区北部地区则划归宝山县管辖。至清末，普陀区域以西浜、李家浜、木渎港、蔡家浜、界浜、虬江等一线为界，南北分属于上海县高昌乡、法华乡及宝山县真如乡、彭浦乡。由于沿岸地区圩田的大量开辟，加之海水顶托作用与水利工程的修筑，吴淞江下游排水不畅，河曲发育、河流泛滥改道频繁，至清代初期，该区域仍是芦苇丛生、村落稀少的河滩地带。此后，历经多次整治，吴淞江河道趋于稳定，两岸聚落如潭子湾、曹家渡、小沙渡等次第出现（5）。
普陀地区因便利的水运条件，以及“土性沙瘠，宜木棉，不宜禾”的地理环境，棉花种植与纺织业兴盛，“躬耕之家，仍纺棉织布，抱布易银，以输正赋，而买食米”（6）。在商品经济的带动下，市镇出现繁荣景象，聚落不断发展。例如真如镇种植棉花“色有紫白，种有早晚”，“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7)，而且“其地近海，嘉、上两邑往来孔道，客商辏集”(8)，逐渐发展成宝山县南部巨镇。至清朝光绪初年，真如周边的村落已增加为徐家宅、李家角、侯家宅、老闸上、管家衡、朱家湾、周家宅、王家厍、张家村、西厍、张家角和蔡家桥宅、厂头和栅桥14个村宅。普陀区南部的上海县法华乡地区的村落也有所增加，如侯家宅、徐家角、高家巷等。
普陀区域的城市化始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扩张。1843年上海开埠，沿黄浦江、吴淞江交汇区域渐次形成英租界、美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租界，1899年英美租界再度扩张后，定名为公共租界。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为设置巡捕、征收捐税和行政管理等的便利，将公共租界区域划分为东、西、中、北四区，东起黄浦江，西至泥城浜（今西藏路），南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北至苏州河的地区称中区；东至泥城浜，西至小沙渡（今西康路桥），南至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北达苏州河南岸的地区称西区；东、北区指今杨浦、虹口、闸北三区内黄浦江、苏州河北岸的原租界范围。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上海市民乃将租界中区，也是最繁华热闹的地区，习称市中心区，或称为“上海”；将原上海旧城及四周的市区，称为南市或沪南；将中部以西市区，统称为沪西；今虹口、杨浦两区南部市区，称为沪东；黄浦江东岸地境，称为浦东；苏州河北岸、潭子湾以东市区，称为闸北。长期以来，市政当局除具体划定行政辖区外，在公共设施管理等方面，一直认定并使用这一以方位大体划分的市区(9)。“沪西”之名，由此而来。
太平天国运动(10)后期，英美租界通过越界筑路等方式向沪西地区扩展，修筑了新闸路、麦根路（今石门二路新闸路段）、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1899年，公共租界再度扩张，面积从10676亩增至33503亩，其西境从今西藏中路向西扩展到了小沙渡至静安寺一线。至此，普陀区苏州河南岸大部分地区划归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区，纳入到公共租界的实际管理之中。公共租界的拓展，加速了沪西地区的城市化进程，1900年，劳勃生路（今长寿路）、戈登路（今江宁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开辟；1907年，东京路（今昌化路）建造；1908年，澳门路和莫干山路同时辟建。随着道路的修筑，公共租界在沪西地区铺设供水、排污、煤气管道，开辟公共交通，增加路灯照明与巡警维持治安等，提供较为完善的市政公共服务，建立起沪西与上海城区之间的联系。
图1-1 20世纪初沪西地区形势图（11）
租界地区的发展与道路的辟筑，改变了普陀区域原有的经济格局。由于毗邻租界，在城区消费需求的刺激下，苏州河以北地区的城郊农业逐渐兴起，“菜蔬亦多，逐日贩售邻境”，“菜蔬花木拓植日繁，无论动植兼传洋种”（12）。与种植传统的粮、棉作物相比，种植蔬菜、花卉的收益更高，“菜圃之成熟，岁可七八次，灌溉施肥工力虽倍，而潜滋易长，获利颇丰。凡垦熟之菜圃，低价视农田几倍之”。真如地区的蔬菜种植业规模不断扩大，彭浦地区的花卉种植业也渐成气候，“田畴相望，丛翠娇红，疏密相间者，皆营业之花园也”（13）。与此同时，普陀大部分区域与上海城区间的经济联系日渐密切，真如镇“民间大宗买卖多趋而之沪”，加之真如车站的影响，“形势转以涣散”。“故乡人入市，除花布、米、菜、南货等少数贸易外，舍而之他者市之六七。近更行驶公共汽车，顾客往返，益行便利。数元值之货物多趋而之沪。”（14）同时，苏州河沿岸地区纺织厂等企业的用工需求，也吸引了周边地区劳动力，“自沪上工厂勃兴，人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15）。
虽然在租界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带动下，普陀区大部分地区与城区间的联系不断紧密。但就当时的行政区划归属而言，除苏州河南岸地区划归公共租界西区之外，普陀区所属其他区域仍分别隶属于宝山县闸北、彭浦、真如与上海县蒲松、法华等市乡。清末，随着新政的实施，地方自治得到推行。按照《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凡府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市，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者定为镇，不足五万者定为乡”（16）的规定，上海县依照同治年间为抵御太平军东进、以市镇为中心设立的团练分局辖区为基础，确定了县境范围内的自治区划；宝山县则维持原有以市镇为中心形成的“厂区”的区划传统，加以调整。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区划调整，不但强化了原有市镇在基层行政区划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来上海特别市市辖区的格局奠定了基础。此后，民国元年（1912年），江苏省政府颁布《江苏暂行市乡制》规定：“凡县治城厢地方为市，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市，不满五万者为乡。”（17）江苏省有关自治区域的规定，与清末新政相比，除“镇”“市”名称的区别之外，划分标准一致。因而，至民国初年，普陀区域仍维持着其分属公共租界、上海县、宝山县和嘉定县的行政区划格局。
图1-2 清末民初真如乡图（18）
北洋政府时期，各方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纷争不断。1924年，江浙战争期间，上海地区损失惨重。社会各界要求将上海划为特别区域，“以作两省之缓冲地”（19），以避免战祸。段棋瑞政府迫于各界压力，于1925年初发布命令，宣布上海兵工厂停工，并且永不在上海驻军及设置军事机关（20）。基于此，江苏省省长韩国钧鉴于“上海市场甲于全国，人口中庶，事业殷繁，亟应设置市政机关，以谋发展”，决定设立上海特别市，委托上海地方士绅李平书等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商议区划划分、机关组织和治权分配等问题（21）。此后，李平书等人在上海市公所召开筹备会议，商议特别区名称为淞沪特别市，拟以上海县的上海市、蒲松市、法华乡等和宝山县宝山市、吴淞市等，共计22市、乡为区域（22），但因各方围绕市长人选、特别市治权等问题争执不断，淞沪特别市最终未能成立。此后，孙传芳人主上海，以上海县全境和宝山县南部地区成立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虽未曾切实实行，却奠定了此后上海特别市辖区的基础。
（1）谭其骥:《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
（2）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建置洗》。
（3）弘治《上海县志》卷一《疆域志·沿革》。
（4）乾隆《宝山县志》卷一《地理志·沿革》。
（5）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普陀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6）乾隆《宝山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7）清《真如里志》卷一《物产》。
（8）清《真如里志》卷一《沿革》。
（9）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7页；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普陀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10）太平天国运动自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1864）期间。
（11）图片来自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安克强教授主办的virtualshanghai网站。
（12）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六《实业志·物产》。
（13）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六《实业志·农业》。
（14）《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商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15）民国《真如志》卷三《实业志·工业》。
（1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8页。
（17）《江苏省暂行市乡制并选举章程（附实施细则）》，江苏省议会议决修正，江苏民政长公布施行，1913年，上海图书馆藏。
（18）民国《真如里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9）民国《上海自治志》卷二《政治上·官治》。
（20）《北洋政府公报》第215册，1925年1月16日，《临时执政令》，第227-228页。
（21）《上海设特别市之韩省长来电》，《申报》1925年2月1日，第13版。
（22）《上海特别市筹备会议纪》，《申报》1925年2月2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