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至1949年，在区境吴淞江以南沿岸2. 65平方公里地域内，形成了以纺织业为主体的工业区。
第一节 工业区的形成
自19世纪末至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前，已有大小工厂777家。其中：民族资本750家，职工5.47万人；外国资本26家，职工2.67万人；官僚资本1家，职工100余人。
早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淞江南岸开设了第一家半机械化的大有榨油厂。20世纪初随着公共租界的扩展，道路的辟筑，水电煤气管线的敷设，吴淞江船埠码头的建立，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空隙，民族实业家先后在此开设面粉、榨油、纺织、造纸、印刷等工厂。继而，又开设为这些工业配套和生产零部件的机器制造厂。民国26年抗日战争前，民族工业大小工厂750家，其中30人以上工厂98家（榨油业12家，面粉业12家，纺织业47家，轻工业13家，机电业9家，化工业5家），1000人以上大厂有申新二厂、申新九厂、溥益一厂、溥益二厂、统益纱厂、振泰纺织公司、永豫纺织公司、大丰纺织公司、崇信纺织公司、大隆机器厂等10家。500人左右的有阜丰面粉厂、福新面粉公司、立德油厂、美亚绸厂、江南造纸厂、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所等，在全市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区境内纺织、面粉、榨油业的生产设备能力在全市民族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是：棉纺纱锭共41万余枚，占全市108.21万枚的38%；织机3270台，占全市7238台的45.1%；面粉日产能力9.39万包，占全市日产能力10.11万包的93%；榨油年产能力20. 94万担，占全市年产能力25.44万担的82%。
清光绪三十二年～民国26年（1906～1937年）间，外国资本在吴淞江沿岸先后开设工厂26家。其中：日商19家，英商3家，美商2家，德商1家，挪威商1家，共有职工2.67万人。
日商开设的19家工厂均是纺织业。他们利用特权，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圈划了60多万平方米土地（占当时区域面积的22%)，先后开设钟渊公大第三厂，内外棉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十五厂，日华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同兴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第一加工场、第二加工场，东亚制麻株式会社。其中，日华五厂、六厂、七厂的前身系我国民族资本宝成一厂、二厂，民国15年由日商喜多买进，改名喜和一厂、二厂，后又并入日华系统。日商棉纺织厂在中国内地收购廉价低税棉花原料，雇佣中国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日本国内工人工资的40%，包身工、童工的工资更低，获取超额利润以“滚雪球”方式连续建厂。从清宣统三年（1911年）建立第一家厂时仅1.8万纱锭，到民国26年扩大到拥有纱锭46.96万枚，线锭11.85万枚，织机5299台，纱线锭和织机数都超过区内民族棉纺织业。
其他外资开设的工厂有：英商江苏药水厂、白礼氏洋烛厂、精艺木行，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美光火柴厂，德商大华利卫生食料厂，挪威商斯堪脱维亚啤酒厂。
在民国26年前，官僚资本工业只有中央造币厂1家。民国9年，经北洋政府制币局批准，筹建上海造币厂，因资金不足，陷于停顿。 民国17年，民国政府决定恢复建厂，更名中央造币厂，于民国22年建成投产，制造“壹圆”银本位币和分值镍币。
上海造币厂，创建于民国9年，前身是中央造币厂，是全币唯一制造国家 流通硬币和各种金银币（章）的大型厂。坐落在光复西路17号
第二节 沦陷时期的变迁
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侵华战争。区境吴淞江北岸中央造币厂和大隆机器厂相继被日军侵占，振华造漆厂等几家小厂，在炮火中抢出生产设备，往租界地区转移。
在区境吴淞江以南的公共租界，民国30年12月以前，日军尚未入侵。当时，称租界地区为“孤岛”，同海内外交通仍未中断，工厂有原料来源和销路，继续开工。在民国27~29年间，迁进新建工厂45家，其中300人以上的有广勤纺织厂、华阳纺织染厂、新生棉纺厂、丽新纺织一厂、信和纱厂、华成帆布厂、大诚绸广、中孚绢丝厂、庆济绢丝厂、寅丰毛纺厂、华生电器厂、国华烟厂等，暂时托庇租界，躲避战火，曾出现短时的“孤岛繁荣”。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吴淞江以南公共租界。 日商工厂均为日军提供军需用品，民族工业的物资和机器设备均被掠夺。鼎鑫纱厂被改为东洋纱厂，福新面粉三厂、六厂被改为三兴面粉厂，立德油厂被改为日本油脂株式会社上海榨油工场，江南造纸厂、国华造纸厂被改为日商株式会社江南制纸工场等。民国31年以后，在侵华日军对粮食、棉花、纱布、五金原材料等严格统制或强制廉价收购下，一批工厂既无原料，又不能自由销售。民族工业中的阜丰面粉厂、申新二厂、申新九厂、新裕二厂、统益纱厂、华生电器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纷纷关闭。外商工业中的英商白礼氏洋烛厂、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等也关闭停产。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的短暂恢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一批日伪企业，境内的官僚资本工业急剧膨胀，由抗日战争前的1家扩大到13家。原日商内外棉8家厂、日华5家厂、同兴纱厂、公大三厂、东亚制麻株式会社，分别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一、二、三、六、七、十一纺织厂，第一印染厂，第一绢纺厂，第一制麻厂，第二机械厂和上海被服总厂。原汪伪华纳和路易印刷公司改为中央印刷厂上海总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在普陀区拥有纺锭46.29万枚，织机4836台，纺锭数占全市官僚资本纺锭数的52%。
民族工业在抗战胜利后，开始恢复生机。棉纺织工业由于美棉大量涌进，花贱纱贵，销路宽广，开工率在民国35年达到饱和状态，一度出现“黄金时代”。造纸、印刷、机电、化工、文具用品等业也一度恢复。在民国36年下半年以后，开始萎缩。民国37年以后，物价暴涨，市场萧条，一些工厂企业主无心经营，资金设备外流。申新九厂抽出资金在香港开设纬纶纱厂，申新二厂拆运18400枚纱锭去广州设厂，大隆机器厂将较好的各种工作母机69台运往台湾等。
外资工业在这期间减少为7家。民国38年，正常开工生产的只有江苏药水厂、美光火柴厂、大华利卫生食料厂3家。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精艺木行濒临停产。斯堪脱维亚啤酒厂、白礼氏洋烛厂停产。
民国38年，共有大小工厂860家，职工9. 27万人。其中民族工业840家（29人以下小厂660家），职工6.42万人；官僚资本工业13家，职工2.76万人；外国资本工业7家，职工8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