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事活动
早在玉佛移至麦根路借屋为寺时，就由近代禅宗名宿常州天宁禅寺冶开长老，在该寺结七念佛，立念佛道场，扬名沪上。民国17年（1928年）玉佛禅寺在槟榔路建成后，由于得到许多居士、信徒的赞助及中外官吏的宏护，使该寺得以参照西方教会的成例，免除地警等捐，并请得近代天台宗谛闲法师来寺宣讲《十六观经》、《楞严经》等。
抗日战争上海沦为“孤岛”时期，玉佛禅寺由远尘法师任住持，在寺内创办上海佛学院。民国31年，特请镇江竹林寺震华法师来寺主办其事，是年5月29日，上海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中外来宾300余人前来祝贺。上海佛学院由震华任院长兼教务主任，聘请镇江超岸寺守培法师为特座讲师，苇一法师为图画教师，招收学僧30人，教师10余人，设佛学、佛史、国文、史地、图画等课，共办5年，造就了一批青年僧才。为方便学僧深研经藏，震华还创办佛学图书馆，收集《频伽经》、《续藏》、《万有文库》等内外典籍数千册；并创编《妙法轮》月刊。民国32年1月，震华法师还与白圣、窦存我、夏丐尊等法师和居士共同发起，在寺内成立弘一大师纪念会。民国36年1月，热心僧教育的福善、震华法师及太虚大师相继谢世，佛学院自动停办。解放初，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整修，保持了名刹的全貌。1952年，上海佛教界为祝愿世界和平，发起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在寺内启建讲经水陆道场，请中国近代佛教禅宗名僧虚云法师主法、圆瑛、应慈、持松、苇舫等10大法师轮流讲经，法会自12月开始，为期49天。法会结束后，虚云大师经苇舫等挽留，于1953年农历正月在寺内禅堂举行禅七法会两周，每天入佛堂讲开示，后编成《虚云和尚禅七开示录》出版发行。同年春，虚云主持玉佛开光典礼。1955年，华严座主应慈法师在该寺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1956年在浴佛法会上主法，1957年又开讲80卷《华严经》；1958年5月，该寺启建庆祝佛诞会15天，应慈仍应请主法，并开讲《波罗蜜多心经》。
“文化大革命”开始，玉佛禅寺图书馆的一些藏书，其中包括一部分经书，被“红卫兵”焚烧，但整个建筑、佛像及主要法器、法物、珍藏经书尚保存完好。“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内僧众大多数被迫离去，仅留真禅等10僧，以贴纸盒谋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该寺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全面修缮，对所有佛像进行装金，1985年全寺佛像开光，恢复了香火佛事。次年，将建寺以来的地坪重新翻修，同时还增添了一些设施。1981年开始举办各类法会，印制各种经书法物，以满足香客、信徒的需要。1982年举行建寺100周年纪念法会，并协助市佛教协会筹备恢复上海佛学院，先开办学戒堂；1983年秋佛学院正式恢复，真禅任院长，当年招收学僧50余人，分正、预2科，以后逐年招生。1984年起，每年春天举行华严佛七法会，请真禅讲经。1985年举行建寺以来的第一次传戒仪式，由真禅法师开坛传戒，受戒弟子来自国内24个省市、共600多人。1986年起，该寺的各项丛林规章制度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健全，齐备了传统的四大寮口，健全了各部门、寮口的执事制度，规定了每月朔望2日的禅堂坐香、诵戒及每逢腊月举行禅七。
1989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逝世后，上海各界在该寺举行盛大悼念活动，市领导也特地前来参加。
自该寺恢复开放以来，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全天向市民开放，进寺瞻仰礼佛的平均每天约有2~3万人次，最多达5万人次。尤其是农历正月的初一、十五，来寺的逐年增多，由3万、6万、8万增至1990年的10余万人次。1989年，真禅法师在政府和广大佛教徒的支持下，发愿要将位于上海青浦淀山湖畔的报国寺加以修缮扩建，作为玉佛禅寺的下院。报国寺前身为关帝祠，又名武圣大庙，修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以拥有北宋栽种的古银杏、
释迦牟尼玉佛、观音玉雕三宝著称。现已建成一座2层楼的观音阁，计划要将原4000平方米的寺基扩充为15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可达5000多平方米。
玉佛禅寺与国内诸山长老常有往来，每逢寺内举行重大佛事活动，均邀请各地名山大刹高僧前来参加。寺内执事会参加上海市佛教协会组织的代表团，先后赴西藏、云南访问。西藏、云南也多次组织佛教代表团来寺参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多次来寺参观访问。
第二节 社会活动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军兴，上海佛教界决定成立僧侣救护队，紧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区各寺庙派出僧徒青年200人，前往上海玉佛寺集训。月余，八一三战事发生，僧侣救护队立即奔赴前线，昼夜奋斗，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进行救死护伤和对牺牲战士的掩埋工作，获得社会上和国内外的赞扬。当年冬，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四郊战场尸体遍地，中国的士兵及难民的遗骸无人过问，上海佛教界组织玉佛寺、法藏寺、关帝庙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建立掩埋队，从民国27年2月开始到5月结束，总计掩埋尸体1万多具。
江南地区的诗人组织陶社，其成员在抗日战争时期避难于上海。玉佛寺的住持、诗僧震华法师于民国33年应陶社成员陈季鸣、沙怀甫、陈慕周、吴亦遇等人所请，借寺内精舍数楹作为陶社社址，于当年浴佛节在寺内复社，曾刊《槟榔浴佛集》等诗集。
民国35年1月，上海各界人士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的牺牲者，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等到寺参加，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遇难后，上海各界于4月30日在玉佛寺举行追悼会，由左舜生为主席，马叙伦为主祭。会场大门两边写着“摩顶放踵利天下，粉身碎骨为人民”，宋庆龄、黄炎培、柳亚子、马寅初、陶行知等参加了追悼会，从上午8时至下午2时，参加的人数先后达数万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该寺僧众积极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当时的住持苇舫法师出任上海抗美援朝佛教分会主任委员，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
该寺的僧众还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业。80年代初开始，以所得檀越舍施，先后捐赠上海残疾人基金会、上海伤残儿童福利院、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及普陀、杨浦等区教育事业现金百余万元，并设立了真禅法师伤残儿童福利基金。每逢灾年，该寺僧众也捐款、捐物。1991年夏，安徽、江苏等地水灾严重，该寺捐款70余万元，棉被1000余条。
第三节 外事活动
该寺与国际友人、台港澳同胞也有交往，50年代，曾有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等7国僧侣组成的国际僧侣代表团来访。1963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锡兰总理西丽玛奥·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寺，延寺僧64人诵经，为锡兰前总理班达拉奈克64诞辰做纪念法事。
80年代以来，该寺接待国际友人、台港澳同胞及国外侨胞的人数甚众。1987年有29557批、364643人次，1988年有29448批、404572人次，1989年有15376批、220124人次，1990年有19971批、331783人次。外国重要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先后前来参观的有：1984年美国总统夫人南希·里根，1985年法国前总理皮埃尔·莫罗瓦、澳大利亚总督尼尼安·斯帝芬及其夫人、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秘书荷马·杰克，1987年泰国王储玛哈拉·集拉·萨功、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摩洛哥公主，英国玛格丽特公主、波兰副总理及以觉光法师为名誉团长、永惺法师为团长、元果法师为副团长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访沪代表团，1988年巴西总统夫人、玻利维亚议会议院长、印度总理夫人，1989年阿根廷副总统夫人、西班牙参议院长、泰国海军司令，1990年朝鲜佛教参学团、泰国国防部次长、委内瑞拉众议院议长、缅甸空军司令、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及夫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和佛教菩提学会会长永惺法师等。
玉佛寺玉佛外事接待活动
真禅法师也频频出访。1981年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二届亚洲宗教和平会议，顺道访间了泰国首都曼谷。1984年应美国全美华侨总商会应行久夫妇邀请出访美国，参加大乘寺七层玉佛宝塔的落成典礼；同年11月应印度文化部邀请，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并朝礼佛教圣迹。1986年应日本立正佼成会邀请，赴日弘法；后出席在汉城召开的第三届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并访间了当地的通度寺等佛寺。1987年随中国广济寺、龙华寺僧伽法务团赴美弘法，担任顾问，访问了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1988年应新加坡宏船法师邀请，率上海佛教代表团首访新加坡；同年秋天赴美国出席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并参加西来寺落成大典和传戒法会，同时访间了纽约、旧金山、夏威夷、西雅图等城市，后又访间了加拿大、墨西哥、日本。1989年应日本东京无量寿佛会成立40周年纪念会之邀，赴日本访问、弘法；同年7月出访新加坡，请回大小玉佛9尊；8月应万佛城度轮法师之邀，赴美参加传戒法会。1990年应法国上海联谊会邀请，赴巴黎访问，又应挪威的皈依弟子之请，赴挪威弘法；9月应美国纽约根造上师邀请，赴美参加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圆满心髓研究中心落成典礼暨莲华生大师像开光仪式。此外，真禅法师还于1981、1988、1989年，先后5次到香港弘法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