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3年（1924年），江苏军阀齐燮元、浙江军阀卢永祥发生军阀混战。齐卢军阀战争时，两军在真如地区勒索、烧杀、奸淫、抢掠20余天，民间损失300余万银元。民国21年和民国26年，日本发动一二八和八一三侵略战争。侵华日军到处轰炸烧杀、奸淫掳掠。在区境内被炸毁集镇商店和乡村民房4500余间，死伤失踪700余人，烧毁大学、小学各5所，寺庙10座和真如火车站（今上海西站）。民国31年3月5日，日军宪兵队以3个日本人被枪杀为由，将药水弄地区封锁15日之久，饿死、病死和被打死的居民200余人。时汪伪军警仗势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杀人越货、拦路抢劫等罪行累累。解放前，地痞、流氓、恶霸横行街坊，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人民深恶痛绝。
一、侵华日军罪行
1．轰炸烧杀
侵华日军于民国21年1月28日发动淞沪侵略战争。日军出动大批飞机，狂轰滥炸。1月29日～2月28日，日机30多架次轰炸真如火车站，投弹30多枚。其中2月5日投弹8枚，炸毁车厢2节，炸死士兵11人，马7匹，车站月台屋面被炸毁，候车室前炸死1人，炸伤10余人。其间，日机又集中轰炸真如镇，先后出动90余架次，投弹100余枚，炸毁红十字会真如会所和商店、民房40余间，汽车1辆，炸死10余人，伤40余人。对交通要道杨家桥也多次轰炸；1月31日，日机多批，投弹数十枚，炸伤13人；2月6日，日机7架，投弹13枚，炸毁铁路道轨；2月9日，日机3架投弹2枚，炸毁商店6家，住户3家，炸死3人，伤10余人。2月11日，日机2架轰炸潭子湾，投弹2枚，炸毁1家大饼店，炸死2人；2月28日，日机数架，投弹数枚，炸毁潭子湾河中难民船4艘，船民13人失踪。日机还轰炸近郊农村；2月2日，日机10余架轰炸念八图等农村（今甘泉街道北块）投弹5枚，炸毁农舍7间，炸伤农民10余人；2月6日，日机3架，在顾家宅（今甘泉街道）附近投弹3枚，炸伤农民2人。
日军对区境日商纱厂和日籍侨民区，派遣海军陆战队驻守。2月1日下午，驻扎在日华纱厂（今上棉六厂）内的日军及便衣队，在厂门口检查行人，先后有20余人被捕进厂里，严刑毒打后加以杀害，将尸体抛入吴淞江。同一天，有一小孩在普陀路竹篱边小便被日军枪杀，并被抛尸河中。2月3日，槟榔路（今安远路）十间头民房居民，在屋内议论挖掘地窟避难，被路过日军听见，叩门而入，捕去10余人，严刑拷打致死，后在吴淞江里发现13具尸体，满身刀伤。5月7日，闸北营造厂一工人行经东京路（今昌化路），遇日军以日语呼唤他，此人不懂日语，稍有迟疑，即被刺刀戳伤胸部。
民国21年3月1日国民政府十九路军退守南翔一带，3月2日，日军侵占真如镇，拘捕青壮男子数十人，指为散兵均被枪杀。居民家中因被搜出十九路军遗物而被枪杀的达40余人。杨合兴花行职工朱宝琦，因住处有1架矿石收音机，被日军戳死。同时日军便衣队和汉奸四出活动，搜捕烧杀，四乡农村有40余处被纵火焚烧。
民国26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数架，于9月1日轰炸潭子湾，复兴村房屋全被炸毁，潘家湾桥（今天助桥）也被炸毁。10月17日上午，日机12架轰炸杨家桥，投弹10余枚，炸死10人，伤20余人，真如火车站附近被炸毁商店和民房63间。10月17日下午，日机14架，轰炸真如镇，投弹20余枚，中弹起火烧毁420余间民房。其中：瑞人里50余间，东南栅40余间，糖坊街10余间，梨园浜10余间，寺前街20余间，祖师堂街10余间，东港壗20余间，中石桥30余间，西港壗50余间，蔡家宅10余间，王家宅10余间，北石桥20余间，穿心街40余间；真如电气公司和捷轮商行等亦被炸烧毁，死40余人，伤50余人。上海沦陷后，日军于农历九月二十四（10月27日）冲进梅园村，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全村100余间房屋燃烧10余天，幸存仅三四间，其余化为灰烬，4人被杀。另有他乡难民数十人，躲在宅后竹园里，被日军发现，也遭枪杀。10月27日，日军侵入潭子湾、潘家湾、交通西路一带，民房多被烧毁。日军又在沙洪浜地区杀人放火，瞿家廊有4人被杀，北林家港民房被烧光。还在交通路汪家井纵火，商店和民房40余间被烧毁。
在八一三抗战中，区境真如及其附近一带被日军炸死、烧死、杀死和失踪的农民以及被炸毁、烧毁的农舍计有：五星村内太东太西等11个农村共33人，房屋697.5间；红旗村内孟家桥、童家桥等14个农村共22人，房屋884.5间；新星村内赵巷、北弄等8个农村共22人，房屋315间；真北村内徐家宅等4个农村共14人，房屋190.5间；四中村内杨家宅等6个农村共191人，房屋502间；曹杨村内虬江等4个农村共16人，房屋478.5间；朝新村内，管家宅、横浜等7个农村共4人，房屋379.5间；长征村内俞赵宅、郑家宅等6个农村共8人，房屋479间。总计炸毁烧毁60个农村，房屋3926.5间，死310人。
民国21年2月5日，日机多架，轰炸真如暨南大学，投弹多枚，落在致远堂前空地上。2月13日，日机6架，投弹10余枚，炸毁校舍多间。3月3日，日军侵占学校，至5月23日才撤离，该校大量教具和图书仪器被毁，师生财物被洗劫一空。八一三抗战期间，日机又多次轰炸，所有校舍，除科学馆残留半壁外，其余均成灰烬。民国26年9月3日，日机3架轰炸东南医学院，投弹13枚，炸毁校舍4幢，炸伤4人。10月24日，日机6架轰炸大夏大学，投弹10余枚，群力斋、群英斋、教学大楼、体育馆、游泳池、教工宿舍、中学部校舍等均被炸毁，群贤堂亦中弹2枚。上海沦陷后，日军侵占的大夏大学曾做过养马场，太平洋战争后，又曾做过英美等国侨民集中营。此外，被日军炸毁烧毁的学校，还有群治大学、华夏大学和真如、彭城、章村、甘露、管弄等5所小学。
在这2次战役中，被日机炸毁的寺庙计有：潭子湾的万年庵、真如镇的韦驮殿、观音堂、永宁禅院、关帝庙，东李家宅的天妃宫，西王家宅的双浦庙，虬江北岸的东里社祠，西庵头的兴福庵，陆家厍的施相公庙等。
2.奸淫掳掠
民国21年3月2日，日军侵占真如镇后，四出奸淫掳掠，未及外逃的妇女被奸污，财物被洗劫一空。
民国26年，太平桥太东20号，居民徐小毛的丈夫袁长生被日军掳去未归。大东76号有一老年妇女，因年迈行走不便，逃避不及，日军用竹尖插其下身，被活活捅死。太平桥北面的一个妇女，被日军奸污致死。杜家宅的妇女杜氏，被日军奸污，她丈夫见状，同日军对抗，被日军枪杀。居民杜福祥的父亲被日军掳去，生死不明。
3．药水弄封锁
民国31年3月5日下午5时许，3个日本人路过普陀路草鞋浜小路边（今陕西北路华生电扇总厂附近），被人伏击杀死。日军宪兵队长竺田得普陀路巡捕房的报告，即率领大批宪兵查勘现场，并会同普陀路巡捕房捕探对附近地区实行紧急封锁。南至槟榔路（今安远路），东北沿吴淞江，西迄樱华里（今新华里）和华界交界的铁门处，为第一道封锁线，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过。吴淞江沿岸的所有轮渡一律禁止通航，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上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水陆交通要道口，都有日军宪兵和捕房捕探站岗放哨、日军巡逻队日夜巡逻。
药水弄地处租界边缘，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日本人在附近被杀，日军认为这里是“恐怖分子”藏匿所在，于是对药水弄进行第二道内圈封锁。沿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边，向南直到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往西至樱华北里，所有通往药水弄的大小弄堂全被封锁，车辆行人一律不准出入。
药水弄是一个有名的棚户区，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平日做一天活，糊一天口，升斗小民家无隔宿之粮，一旦封锁，生活来源断绝，生命垂危。居民顾义民已饿得奄奄一息。他儿子顾宝财不忍父亲饿死，冒险泅渡吴淞江，被巡逻日军发现，用船篙铁尖刺中腋下，鲜血直流，偷渡未成，结果他的父亲和小女儿都活活饿死。以拉黄包车为生的吴积山，妻子身患重病，命在旦夕，为了赚钱治妻病，仍拼命奔波在大街小巷中，当他惊悉药水弄被日军封锁时，拉着空车飞奔回家，却被铁门阻隔在外。他向日军苦苦哀求，反被痛打一顿，险些丧命，只得流浪街头，等到解除封锁后，急奔回家，妻子已僵死多日，悲痛欲绝。封锁后，居民一连几天断炊，人们饿得难熬，听到石灰窑附近面粉厂里有地脚麸皮，饥民们竞相取食，因麸皮已发霉变质，许多人吃了中毒发高热，有的因此死亡。吴淞江畔和草棚边空旷地方，生长一种有毒的“牛舌头”草，饥民们挖来充饥，吃后头重脚轻，四肢无力，脸色发黄，全身浮肿，以致死亡。有的青壮男子饿得难受，遂铤而走险，从封锁点攀墙外逃以求活命，被日军发现后，捆绑起来，将手掌钉在电线木杆上，脚背钉在地上，鲜血淋漓；有的被绑在电线木杆上，遭皮鞭抽打，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药水弄被封锁后，垃圾粪便，狼藉满地，秽气蔓延、疾病流行，老弱病幼无医无药，不少人相继死亡。据76岁的汤招娣回忆，在封锁期间，普善山庄收尸车经常到封锁区里装运尸体，每次有二三十具。另据61岁的丁小妹回忆，她当年在小沙渡路1501弄口华阳纱厂门口，看见堆放许多尸体，大都为老人小孩。据当时任药水弄地区总联保长朱启祯解放后向公安机关交代，药水弄在15天的封锁期内，饿死、病死、打死的约200人。
药水弄封锁4天以后，日军宪兵队扶持药水弄流氓朱启祯组织“自警团”，挑选居民和店员充当自警团员，日夜轮流到日军指定的封锁点站岗值班。接着，又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布的编组保甲暂行条例规定，实施保甲制度，逐家逐户编造户口名册，然后由日军宪兵会同联保长按册逐一详细审查。至3月20日下午6时，才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交通。
二、汪伪军警罪行
1.敲诈勒索、强奸民女
上海沦陷后，汪伪沪北公署警察头目王春生，腰佩手枪，经常出入汪家井、小洋桥一带茶坊酒肆，敲诈勒索。当地居民陆某夫妇在汪家井桥畔开设茶馆，不久，陆突然病故，王春生乘机奸占其妻，并将茶馆占为己有。同时还强奸汪姓居民的2个姑娘。在当地民愤极大，抗战胜利后，被人枪杀。
2．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汪伪自卫队长顾木生，俞赵宅人，八一三抗战期间，纠集一批歹徒，在市郊各地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他们行劫时，手持短枪，用锅灰涂面掩饰面目，如谁不肯交出钱财，就将其绑起来剥去裤子，烧其下身，周围地区都知道他的恶名。解放初，逃亡在外。
3．拦路抢劫、杀人灭口
交通路顾家宅人赵林生，又名赵志祥，汪伪时期参加自卫队。民国28年（1939年），在张家宅前拦路抢劫杀死1人。民国31年抢劫大场新华乡王家宅沈阿妹家时，发现沈家有佣工认识他，遂将其杀害灭口。1953年6月，赵林生被判处死刑。
4．率众抢劫、杀死乡民
汪伪自卫队班长顾江生，原住交通路2281号。他于民国28年枪杀难民2人，又用刑逼死1人。他还率领匪徒抢劫2次，杀死乡民11人。解放后，还私藏枪支图谋不轨。1951年6月，顾江生被判处死刑。
三、军阀罪行
民国13年（1924年）9月3日，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因争夺上海地盘在嘉定一带发生战争，称齐卢战争，亦称江浙战争。以卢永祥战败出亡日本而告终。10月14日傍晚，卢永祥败兵5000余人，由南翔败退真如，沿桃浦挖壕备战。群众惊恐万状，纷纷弃家逃避。当夜，镇上40余家店铺被卢军洗劫一空。有名叫蔡郎甫的，卢军逼他指出富户，蔡拒不提供，被刺伤腋下，血流如注，急送医院，不治身亡。这批败兵恐被齐军追击，于15日上午匆匆离镇，退守闸北太阳庙。
10月15日中午，齐军陈调元、宫邦铎部约万人，乘列车追逐卢军，进占真如镇。齐军士兵在真如镇上先放排枪示威，继而撞开商店、民房门窗，挨户搜劫。米商侯伯洪腰藏银钞千余元全部被劫。16日，齐军续到，尽占民房，抢风更甚。不及逃避的妇女，多被奸污。19日齐燮元由昆山抵达真如，设行辕于暨南大学内，时屯军真如地区达6万余人。当天，齐军执法处出贴封条于商铺门上，禁止抢掠，但后门照样抢掠。齐军士兵还藉口检查行人，任意搜索，银洋现钞和值钱的衣物，均被抢去。20日凌晨1时，真如镇西横街李姓家被齐军士兵放火，延烧到穿心街、南横街，烧毁房屋300余幢。22日，沿途抢劫更甚。乡间4000余户，家家被抢掠，耕牛、猪羊鸡鸭等也宰杀殆尽。西北乡黄家桥农民黄阿狗，渡河奔逃，被齐军士兵举枪杀死。23日，布商金子卿回家将铜元百余斤装入布袋沉于宅前池塘里，被齐兵看见，如数劫去，还追问其他存放处，枪击金腰部，致伤重身亡。24日，有妇女回家取物的，多被奸污。镇中陈姓面坊作内，被齐兵强关妇女数十人，轮流奸淫，镇北乡间，也有同样情况。27日起，因北京政变，齐军陆续北上，齐燮元也于11月7日晨离镇赴宁，至8日齐军全部离开真如。
齐卢两军在真如地区抢掠烧杀奸淫20多天，民间损失达300余万银元。事后，江苏省赈务处发放赈米200石和赈灾款6万银元，救济灾民。
四、地痞恶霸罪行
1.沪西恶霸许玉良，江苏盐城人，原住长寿路，人称“毒蛇”、“笑面虎”，为“16股党”首。民国29年（1940年），奸污居民杨某之妻，胁逼其脱离夫妻关系未遂，乃勾结日军宪兵领队，诬称杨为抗日游击队，加以逮捕，并霸占杨妻为妾。居民谷如文住房较好，许用计霸占，向后日军诬告谷是共产党，致使谷一家流离失所。继又看中居民钟某的住房，将钟家人打出门，又因强奸钟妻未成，竟将钟逼死。抗战胜利后，勾结反动派，迫害中共地下党员。还强行抽丁，独子王林也未能幸免，致使王父优愤而死。民国37年，许又胁迫居民朱宝昌让屋未遂，派恶徒携带凶器，将朱猛砍5刀。同年，许纵使恶徒赵大哥子奸污有夫之妇王氏，并强抢其金镯。居民周克刚，出于同情，陪同王氏找赵说理，许又指使恶徒数十人，将周猛砍7刀致重伤。解放后，许玉良受到镇压，于1951年被判处死刑。
2.东新村地区恶霸萧慕陶，别名“小老汉”，绰号“红眼萧老爷”。八一三抗战初期，萧趁战火弥漫之际，到处抢掠，并在难民中抄包掠夺。当时吴淞江北岸居民纷纷向租界地区逃难，萧竟在造币厂桥上持枪劫掠财物。民国27年，日军侵占沪北时，萧扛着太阳旗，勒令居民迎接“皇军”。接着充当日军密探，把一名抗日战士绞死。福新面粉厂工人张三见萧横行不法，说了句“萧慕陶向东洋人摇头摆尾当汉奸”。没过3天，张三就被萧杀害。萧纵火烧毁东新村草屋60余间，并乘火抢掠。他还抢占小沙渡渡口，用暴力胁迫依赖此渡为生的崔夏氏离渡，崔夏氏因此饮恨而死。抗战胜利后，萧担任新泾区十九保保长和义警分队长等职，强拉壮丁，还在吴淞江上，经常拦劫煤船和瓜船，如有抗拒，即将船民抛入河中溺毙。萧收门徒180余人，常携带薄刀、斧头外出斗殴。在家中私设公堂，备有老虎凳等刑具。如有群众对他表示不满，就采取灌冷水或肥皂水，吃粪水等恶毒手段进行迫害。萧强占民女为妻后，又加以倒卖，先后奸污妇女30多人。萧利用保长身份，以做寿为名，广发帖子，索取钱财。他借办学为名向居民强迫捐款，中饱私囊。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一批逃亡地主，企图进行破坏活动，公开声称“要做游击队长”。解放后，又造谣惑众，诽谤人民政府。还偷割电线150余公斤，杀害解放军战士1人。萧于1951年6月被判处死刑。
3．沪西恶霸黄龙华，湖北大冶人。他先后依仗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广收门徒400余人。民国17年后，他先后担任申新二、五、六、七厂，新裕一、二厂，永安三厂等纱厂的人事科长。抗日战争期间，仍控制沪西10余家纱厂的人事部门。他往往以种种藉口，开除大批工人，安插其亲信党羽，压制工人合理要求。还勾结巡捕房迫害进步工人，仅新裕二厂就被抓去工人13人。日军侵占上海后，他勾结汪伪警察局，压制工人运动，并将工厂机器敲烂充当废铜烂铁资助日军。抗战胜利后，投靠中统特务组织，继续压制工人。黄奸污妇女不计其数。解放后，黄于1951年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