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华商就在吴淞江畔今普陀区一带开设工厂。继而，外国资本家利用租界特权陆续建厂。工业的发展，吸引了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破产农民来此谋生，在工厂附近搭棚栖身，形成沪西有名的“三湾一弄”（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和药水弄）棚户区。其中，占地约20公顷的药水弄，其居民的生活状况，是上海市棚户区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缩影。
一、药水弄的形成
药水弄地处西康路以西，南接新华北里和上海第一棉纺织厂，西北濒临吴淞江，原是一块沟浜纵横、杂草丛生的空地。19世纪末，此处曾开设石灰窑，当地人习称这一带为“石灰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商美查公司将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此，居民遂称该地为“药水弄”。
20世纪初，这里仅有11户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清宣统三年到民国12年（1911～1923年）间，日商先后在药水弄附近建造9家棉纺织厂，我国民族资本家也相继在附近开办纺织、化工、机器、砖瓦等工厂。这些工厂的工人大多是从外地逃荒来此谋生的农民。他们在药水弄A塘边空地上搭棚栖身，至民国19年已达1000余户。
日本发动的一二八、八一三侵华战争，战火使闸北、虹口、杨树浦及近郊市镇的居民遭受重大灾难。大批难民以药水弄一带紧靠租界，比较安全，纷纷迁入，使棚户区范围不断扩大，抗日战争后期，这里的居民增至1万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被迫来此谋生的劳动人民日益增多。临上海解放时，药水弄共有4000多间草棚，有的一间草棚里蜷缩着2户人家，全弄人口近1.6万人。
二、居住条件
药水弄周围有许多工厂，林立的烟囱散发大量烟尘，严重污染了居住环境。江苏药水厂排放的有害气体，损害居民健康尤为严重。吴淞江由于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的排入，水质恶化，成了传播疾病的媒介。
药水弄有总弄2条，支弄32条，叉弄300余条。解放前，只有一些自然形成的烂泥小路。草棚搭建无规则，见空就搭，留下的走道狭窄而弯曲，路狭处2人擦肩走过也勉强。
全弄没有排水管道，雨后路面泥泞。棚舍大都漏雨，若逢潮汛，江水倒灌，屋里屋外积水尺余，多日不退。弄内没有公共厕所和垃圾箱，垃圾粪便，随地倾倒，无人清理，蚊蝇孳生，疾病流行。
药水弄庙近工厂区，水、电管线近在咫尺，居民却与之无缘。弄内没有电灯。全弄万余人，仅2只水龙头，且是当地霸头牟利的工具。他们抬高水价四五倍出售，大多数居民买不起，吴淞江水成为主要的水源，饮水、洗菜、洗衣、淘米、涮马桶，尽在其中。
弄内，除几户本地人和保长、流氓等有较象样的房舍外，绝大多数居民住的是矮小、阴暗、潮湿的“滚地龙”和草棚。“滚地龙”是几张芦席和几根竹片在泥地上搭盖的呈半圆形的小窝棚，一般里面只有一张地铺，棚高仅及成年人的胸部。草棚用毛竹做柱，竹芭涂泥为墙，稻草盖顶，竹笆做门，墙上开个小洞为窗，有的连窗也没有。1951年，对这里的4191间棚屋进行调查，没有窗洞的达1020间，占24.3%。棚屋、“滚地龙”面积狭小，居住人口众多，十分拥挤。上海第二十棉纺织厂工人李小巧子和母亲及3个弟妹曾挤住在长宽仅几步的“滚地龙”内，5个人紧挨身子才能勉强躺下。
为了应付积水，人们常用泥土、煤渣填高棚内地面，使棚屋空间越来越小。炎夏，棚内闷热异常，加上成群苍蝇、蚊子扰人，使人无片刻安宁。隆冬，满是缝隙的棚壁挡不住刺骨寒风。简陋的棚屋经不起风雨侵袭，全靠十几间、几十间地密集成群，互相支撑才勉强不倒。它们七高八低，大小不等，凹进凸出，极其零乱。
草棚最易着火，照明的油灯，烧饭的简陋炉灶，偶一不慎就会起火。加上房连舍毗，道路狭窄，水源缺乏，一经火起，迅速蔓延，大片的棚户顿成焦土。民国11~38年（1922~1949年），发生较大火灾7次。民国27年和民国31年2次大火，分别烧毁草棚500和800余间；民国32年的大火，烧毁草棚1500余间，死伤40余人。灾后，人们露宿街头，设法凑集材料再在原地搭建草棚、“滚地龙”度日。
解放以后，市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劳动人民的居住间题，市长陈毅亲自到药水弄视察。尽管当时财政困难，还是设法筹资，一方面在近郊征地新建工人住宅，另一方面改善棚户区的市政设施。仅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就在弄内填没了臭沟浜，清除了堆积如山的垃圾，同时，埋设下水道3000多米，装上抽水机，避免雨后积水；开辟消防车通道，修筑道路29条，计10066米，路旁种上树木；铺设水管1343米，设给水站28个；装路灯157盏、集体火表30只，使住户用上电灯；建公厕6座，小便池15只、垃圾箱27只，初步改善了环境卫生。
1953～1956年，采取国家支援和单位资助相结合的办法，改善居住条件。弄内先后翻建、改建棚户简屋2300间，至此，“滚地龙”遂告绝迹。1960年，对该弄中一地段调查，原231间草棚，翻建、改建的达80%，还有84户、334人迁往曹杨新村居住。到1964年，先后共有134户、600余人迁往新村居住。以后，不断有居民迁居工人新村。
药水弄地区居民住房几经翻建、改建，居住条件有较大改善，但多为原址翻建，仍是规格不一、形式杂乱、缺少煤气和卫生设施的简易房屋。
80年代以来，区政府多次讨论改建药水弄问题。1984年，组织力量对药水弄住房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制订了改建药水弄的规划，经市政府建设委员会批准，1985年1月，成立区人民政府药水弄改建指挥部，下设改建办公室，以单位集资联建、联建公助、市政投资建设动迁用房等3种方式进行改建。1985年7月1日开工，改建范围10.9万平方米，计划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高层（18～26层）15幢、多层（6～7层）23幢，综合楼及人防工程3.34万平方米；公建配套设施1.53万平方米。1990年底，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房面积14万平方米，2099户居民迁入新居。建于民国10年的药水弄清真寺也已拆除重建，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改名沪西清真寺，比原来的面积扩大两倍半。这是一座伊斯兰传统建筑形式结合现代空间处理手法的寺院建筑。
改建后的药水弄，是普陀区吴淞江南岸，绿化和配套设施齐全，住房条件较好，环境优美的住宅区。
三、就业状况
解放前，药水弄居民除纺织工人、码头工人外，大都为拉黄包车、拖榻车的体力劳动者及小商贩。1960年底，对547户成年居民1233人作抽样调查：1949年，在业的占53.7%，失业的占17.5%，无业的占28.8%。在业人员中，产业工人占37.1%，交通运输业工人占24.4%，小商贩占20.3%，其他职工占18.2%。
30年代，一个码头工人扛一个100多斤（50多公斤）的货包进仓，得铜元3枚，为1只大饼的代价，从早扛到晚，仅得四五角钱，只能买四五升米（每升0.78公斤），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拉黄包车的同样艰难，生意好的日子，扣除车租还有几升米钱，遇到生意清淡，连车租都交不出。为了养家糊口，妇女有机会就进厂做工。纱厂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只有四五角，逢到加班，连续工作18小时，加班费只有2角左右。那时，不少工厂每年只开工五六个月，工人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停工期间，只能做些小生意贴补家用。有的孩子八九岁，就进厂当童工，工资比成人低得多。
解放初，大批失业工人一时无法就业，由政府拨款救济，并采取工人互助，社会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发救济金、救济粮，施棉衣棉被。药水弄救济户多达400余家，占总户数的8%左右。失业工人唐明礼一家，2年内收到政府发给的救济金400元左右。同时，政府还以“生产自救”方式，组织1500余名失业工人陆续就业。1958年，又组织广大妇女就业，药水弄8000劳动妇女踏上工作岗位，有的进工厂，有的进街道办的橡胶、化工、打包等生产加工组，有的到里弄食堂、托儿所、洗衣组、修鞋组工作。
1960年，前述抽样调查的547户1223入中，在业的增加到922人，占75.4%；失业人员全部得到了安排；无业人员尚有301人，占24.6%，均为年老体弱或家务繁重的妇女。就业的922入中，产业工人占65.2%，交通运输工人占16%，商业服务业职工占14.3%，其他职工占4.5%。
1990年，对药水弄第二居民委员会510户995人就业和职业构成情况再次调查。在业953人，占95.8%；2人，占4.2%。职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产业工人及运输业工人共占74.8%、商业服务业人员占10.1%、其他小商贩等占7.3%，另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6.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1.3%。
随着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居民人均收入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据1961年对药水弄第一居民委员会第十二居民小组居民的抽样调查，1949年42户人均月收入12.13元，1960年44户人均月收入20.17元，1990年对50户居民抽样调查，人均月收入达204.3元。
四、吃穿用
解放前，药水弄居民收入微薄，难以果腹，80%的居民以玉米粉掺菜皮糊口，甚至以豆渣、麸皮、米糠充饥。解放初几年，居民以米或面粉为主食，菜肴仍以蔬菜为主，逢年过节，婚丧喜庆或来客，才吃点鱼肉。50年代中、后期逐步改善。60年代，主要副食品禽、蛋、鱼、肉凭卡限量供应，数量很少。80年代起，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贸市场的开放，副食品供应日益丰富，居民购买副食品也从以蔬菜为主，转向荤素搭配，随意挑选；为补充营养，服用豆奶、牛奶及冬令补品的逐渐普遍。
至于衣着，旧社会在业的居民虽然有几件衣服，但缝补的旧衣多。内无衬衣，外无罩衫，下无完好鞋袜，全家合盖一条棉絮的屡见不鲜。1961年，对该弄上述第十二居民小组调查，1949年，42户仅有棉衣117件，胶鞋55双，棉被58条，毛线衣、呢衣裤6件，皮鞋3双。1960年，44户已有棉衣392件，胶鞋209双，棉被136条，毛线衣、呢衣裤187件，皮鞋49双，改变了衣衫褴褛的状况。
解放前，多数家庭无大件家具，仅有破旧桌凳、破箱、破篓以及碗筷勺铲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解放后，人们普遍将竹器家具改为木器家具。1960年，第十二居民小组的44户居民家中共有大橱14只，箱子68只，桌子49只，椅凳136只，收音机5台。70年代，和其他地区一样，居民家具普遍增加，青年结婚购置家具时曾流行“36只脚”（床、大橱、五斗橱、床头柜、小方桌和4只靠背椅）和“三机一滴嗒”（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和手表）。以后，家用电器从收音机发展到录音机、黑白电视机、电风扇等。80年代中期起，家具开始流行成套及组合式，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等家用电器日趋普及。
1990年，全区人均月生活费为147.38元，药水弄人均月生活费为143.56元，赡养比平均为1:1.3，低于全区赡养比（1:1.5)。
五、文化教育
人口密集的药水弄，直至民国36年（1947年）才开办1所私立瑞生小学（今西康路第一小学前身）。解放前，劳动人民的子女为生活所迫，90%读不起书，有的拾垃圾、捡煤渣、拣菜皮，有的进厂当童工或帮父兄推车，有的叫卖大饼、油条，以贴补家用。解放初，该弄7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66.05%。
解放后，药水弄地区先后扩建西康路第一小学，兴办回民小学，组织知识青年办民办小学，解决儿童入学问题。学校白天分设两部制，晚上开儿童晚班，以扩大招生名额，使7足岁以上学龄儿童全部入学读书。同时，重视成人扫盲教育，至1959年，有2000余名45岁以内的居民经教育后，能看书读报。1963年，又拆迁耐火材料厂和江苏药水厂，腾出场地先后开办常德、西康、宜昌等3所中学及纺织、化工2所专业技术学校，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减免学费。1986年，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未到入学年龄的孩子或进托儿所，或进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
几经调整，至1990年，该地区有市第二业余工业大学普陀分校、上海经济管理学校、普陀中学、西康路第一小学、西康路幼儿园等5所园校，满足了该弄儿童和青少年就近入学的需要。此外，还先后建立了3个小型图书馆，各里弄都设立了服务台、文化室、阅览室、老年活动室以及青少年活动室，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药水弄总人口9423人。文化程度状况如下：小学1283人，占13.6%；初中3050人，占32.4%；高中、技校1912人，占20.3%；中专333人，占3.5%;大专348人，占3.7%；大学本科169人，占1.8%;文盲半文盲1214人，占12.9%。尚有6岁以下儿童1114人，占11.8%。
六、生老病死
解放前，药水弄的劳动人民由于营养不良，严重的环境污染，缺乏起码的医疗卫生条件，夏秋季节，霍乱、伤寒、痢疾流行；冬春之际，天花、麻疹、脑膜炎肆虐。因劳累、营养缺乏而引起的慢性病极为普遍。居民得病无钱医治，往往找些土方、土药服用，或任其自愈。贻误医疗时机，不知断送了多少性命，儿童死亡率更高得惊人。当时，弄内周陈氏、陶金大等8名妇女共生过76个孩子，养活的只有27人，夭折的占64%。因此，弄内偏僻处常见v包、草席裹着的死婴。北樱华里、四十九间（地名）和吴淞江畔一带是丢弃尸体的地方。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的收尸车，经常来药水弄巡回收尸。解放初，据1950年调查，居民的死亡率仍高达17.8%。
解放后，药水弄内建立4个卫生保健站，有289名红十字会会员。附近先后开设了胶州路街道医院、纺织局第一医院、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利群医院、区中医医院、区眼牙病防治所、区结核病防治所等7家医疗保健机构，居民患病，即可及时就诊。职工医疗有公费和劳保，家属也可折半享受。劳动受到保护，职业病和工伤事故下降。离退休职工按月领取离退休金，安度晚年。
药水弄居民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定期进行预防接种，经常开展环境大扫除、消灭蚊蝇孳生地，注重食品、饮水卫生。据1990年7月第四次人口普查，死亡率下降到6.69%。
七、社 会 地 位
旧社会，药水弄的地痞、流氓、恶霸、特务横行。反动会道门等组织名目繁多，有所谓一龙、二虎、三道卡、四大金刚、八大朝臣、三十六股党、一百零八将、薄刀党、剥衣党、白老虎、黑老虎和英光坛等等。他们同巡捕房、警察局相勾结，不少人身兼数种身份，常常巧立名目，对劳动人民肆意欺压掠夺。
居民要搭建、翻修房子，都得向他们交纳“上梁费”、“门牌钱”，就是搭盖一间“滚地龙”也不能免。如有不遵，材料、工具就要被抢去；造好房子，也会被拆毁。
送帖子“打秋风”（敲诈勒索的俗称）极其普遍。一年到头，流氓、恶霸以做阳寿阴寿、老婆生日、孩子满月、兄弟结婚、侄女出嫁，甚至纳妾、收徒弟等名目，向居民发出帖子，索取“贺礼”，应酬不到，就借端寻事。西康路1501弄174支弄137号居民王大娘，有一天竟收到4张帖子，急得团团转，只有借债应酬。
每逢年节和月头，流氓就挨家挨户收取“年节钱”和“月规钱”。清明、七月半要放“焰口”、做“太平醮”，他们又要一一向居民摊派。还有数不清的壮丁费、保甲捐、防空费等苛捐杂税，连发户口米也是保长的财源，挨户收费。
火灾是地痞流氓发财的机会。每逢火灾，他们趁火打劫。民国31年（1942年）7月的一场大火，居民王惠和一家冒着生命危险，从火海中抢救出来的被子、包袱、箱子、餐具，都被一抢而空。地痞、流氓以常发生火灾为由，向居民摊派钱财建造火神庙，举行“火神会”，中饱私囊。除了敲诈勒索，还有拦路抢劫。在工厂做工的工人，什么时候发工资，他们摸得一清二楚，到时候守候在弄口，工人回家时常被他们“检查”，往往一月辛苦，被洗劫一空。地痞、流氓还无故殴打居民，致人死命；或调戏妇女，霸占人妻。一位吕姓黄包车工人的妻子被流氓周鸣凤霸占。居民李某说了一句公道话，竟挨了耳光，在夜间流氓又冲进他家，活活打死其兄。他们打了人还要“手工钱”，调戏妇女还要“鞋子钱”。
据老居民回忆，有的每年被种种花样敲诈、勒索、抢劫的钱财约占全部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居民为了生活，常常被迫借高利贷。高利贷有多种：“小皮球钱”借1元，一天1角利，利息天天收；“大皮球钱’侧以周计利；还有一种“印子钱”，利息简直是“驴打滚”。有一种“一次还本、每周付息”的，借款10元，预扣鞋袜费1元，实借9元，一个月后须付本息15元，月率药水弄居民还曾遭受侵华日军的迫害。民国31年春，3个日本人在药水弄邻近的草鞋浜被杀，侵华日军带着一批伪军和汉奸，藉口搜查“凶手”，自3月5~20日，用铁丝和木栅把药水弄封锁了半个月。封锁期间，家无隔日粮的劳苦人民只得以附近一家面粉厂发霉的地脚麸皮充饥。麸皮吃光，就挖地上生长的一种有毒的“牛舌头草”吞食，吃后头重脚轻，浑身无力，脸色发黄，全身浮肿致死。解除封锁后，普善山庄的收尸车装了几卡车才将尸体运完。
当时，居民间流传着“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和药水弄“吃水不清，点灯不明、走路不平，出门不太平”的民谚。
药水弄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政治上、经济上都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为了求生存，他们奋起反抗。民国14年，居住在药水弄的许多内外棉工厂的工人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集会、游行。居住曹杨新村的离休干部倪宏胜（当年住药水弄）就是因参加罢工斗争，被日本资本家贴出布告，开除出厂，并在布告上贴着照片，通知内外棉各厂一律不得录用。他被开除后仍斗争不息，先后4次被捕入狱。民国16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这里的工人们组织起来，积极投入斗争，参加进攻闸北共和路警察局和北站驻军的战斗，并取得胜利。码头工人吴大如在斗争中腿部中弹，鲜血湿透了裤子，仍坚持战斗。
民国37年秋，中共药水弄地下支部在这里建立。他们以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基督教青年会沪西公社的名义开展活动，办起儿童福利站、儿童识字班和成人识字班，为药水弄劳动人民服务。民国38年2月，为迎接上海解放，建立了100余人的贫民团。不久，又成立义务消防队。党组织通过贫民团、义务消防队开展工作。4月，贫民团团员写标语、投寄警告信，震慑地痞流氓。5月25日，中共地下支部派出部分贫民团团员，戴上“人民保安”袖章，为解放军带路、站岗放哨，搜缴流氓、恶霸、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枪枝弹药和通讯器材，对上海的解放和顺利接管作出了贡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药水弄成立普陀区接管委员会第一专员办事处，开展劳动就业、社会救济、改善环境、稳定社会秩序等工作，使劳动人民安居乐业。但是，盘踞在弄内的流氓恶霸、反革命分子还没停止破坏，有的深夜纵火，有的拼凑反革命集团和反动会道门。1951年4月27日，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药水弄地区一举捕获反革命分子44人，迅即公审和惩办了首恶分子。从此，备受欺凌、压迫的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当家作主。1954年1月进行普选，劳动人民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出席区人民代表大会。至1990年止，药水弄地区有10人（次）分别被选举为普陀区第一～十届的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参政议政和讨论决定全区大事。解放前曾被迫逃到老解放区的乔金娣当了居委会干部，并被选为普陀区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当年的码头工人吴大如，1950年被工人们推选为市码头工会副主席、市总工会委员，并当选为上海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了居委会的领导工作。1990年，药水弄地区建立了5个居委会，5个中共支部，党员人数增至220人。
昔日贫困的药水弄，如今旧貌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