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境内历史文化遗存有兴建于南宋时期的韩塔、真如寺，元代水闸，明代的墓葬，清代的玉佛禅寺，民国时期的沪西清真寺和暨南大学旧址，见证着这方土地的悠久历史。
一、韩塔
韩塔位于桃浦镇的古浪路、敦煌路口的韩塔园内。韩塔又名白塔，白塔本有两座，一座在杨家桥，称南塔，一座在厂头乡，称北塔。韩塔建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距今已有880余年历史。根据《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南宋建炎三年冬，金兵南犯临安（今杭州），蕲王韩世忠驻兵扬州以下江南各海防，以前军驻守青龙镇、中军驻守江湾、后军驻守海口，堵住金兵北撤。桃浦地区为中军头营所在，被称为厂头。韩世忠在厂头一线建造了南北二塔用以标渡。后人为纪念韩世忠，称白塔为韩塔，这就是韩塔的来历。
图9-1 韩塔（鲍世望摄于2018年1月11日）
韩塔历经风雨，多次重修。清雍正八年（1730年）、清嘉庆二年(1797年）曾经两度修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塔和北塔均列入嘉定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名单，为乙级文物。1959年，嘉定县获上海市文化局批准修理了两座白塔(1)。“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塔因年久失修颓败倒塌，现已不复存在。1992年，北塔划归普陀区。2000年8月，北塔也因年久倒塌，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普陀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桃浦镇人民政府先后拨款70万元建成韩塔绿地，并于2003年春在原址重修韩塔。韩塔砖木结构三层，平面正六角形，通高4.9米，底面积2.3平方米。第一层高2.2米，每边长0.95米，东壁有如意形空洞；第二层高1.3米，每边长0.8米；第三层高1米，每边长0.65米；墙面磨砖对缝，飞檐有雕饰。2006年，韩塔被公布为普陀区文物保护单位。
二、真如寺
图9-2 真如寺畔的桃树浦和真如塔（鲍世望摄于2017年12月19日）
真如寺为沪上有据可证的历史最为久远的寺院之一，在建筑史和佛教史上均具有较高的价值。据明万历《嘉定县志》和清康熙《嘉定县志》记载，其始建年代在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真如寺的前身为真如院，关于真如院的地址，两部志书记载略有不同，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真如教寺(2)“在县东南五十里十都，宋嘉定中僧永安以院改建。元（延）柘间僧妙心请额。”而清康熙《嘉定县志》记载：“真如教寺，在县东南五十里十都桃树浦。宋嘉定中僧永安以真如院改建。本在官场，元（延）柘间僧妙心请额移置于此，改为寺。”(3)从两书记载来看，明万历《嘉定县志》显示真如院和真如寺均在县东南五十里十都，清康熙《嘉定县志》显示真如院“本在官场”，移设桃树浦后改名为真如寺。虽然真如院地址不同，但改建为真如寺时地址一致，即桃树浦。桃树浦因河道两岸种植桃树而得名，古时地名亦曰桃溪。明朝邑侯王应鹏曾有描写真如寺的诗：“使节匆匆向晚过，香烟入户绕松萝，寻幽直到云深处，中有高僧写贝多。”(4)
真如寺历经沧桑，屡建屡毁。在宋、元、明、清四朝，有据可查的修葺或增建，就达10次以上。清雍正、乾隆年间，真如寺大殿及四周又陆续兴建了许多偏殿楼阁，逐渐形成寺庙建筑群：大殿东庑有送子观音殿、伽蓝殿，西庑有十王殿、痘司殿，东有东岳行宫、忠显王殿，西有城隍行宫、地藏殿。大殿前除韦驮殿外，东南有财神殿、北方境，西南有鄂王殿、鲁班殿。大殿后有大悲阁、文昌阁、西方境。另外还有头山门、后山门等。其时远近香客络绎不绝，每逢庙会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时曾在真如镇一带与清兵激战，真如寺大殿受损，其余建筑大多被毁。同治年间对部分建筑进行重修，光绪二十年（1894年），由真如镇米商杨耀文等发起，募捐重修重建，历时三载，大体恢复旧时寺庙建筑群模样。只是原来单檐三开间的元代样式大殿改建成了双檐五开间清代建筑样式。但1932年和1937年的一·二八和八一三淞沪战役中，真如寺又遭严重破坏，至上海解放时仅存大殿及东西配殿等残破建筑，殿内释迦牟尼佛像和寺前原韦驮殿的铜弥勒佛像尚在(5)。
真如寺作为元代建筑被发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据古建筑专家刘敦桢回忆：
1950年夏天，上海市政府因真如寺的头山门牌坊一座，面临犂辕滨，地势异常，往来车辆往往和牌坊冲突发生危险，拟撤除此坊，又恐毁坏文化史迹，同年8月，会同华东文化部蒋大沂先生前往勘查。蒋先生见此坊仅面阔一间，檐下饰有如意式斗拱，显系清代建造，在历史上并无特殊价值，但在此寺正殿内发现元延祐七年题字，引起莫大的兴趣。其后，华东文化部为保存古代文物，曾继续调查二次。至11月底复邀本人赴沪考察。承蒋大沂、胡道静二先生向导，共同测量正殿平面，攀登上檐，检验斗拱结构，知此殿确建于元代中叶，而经明、清二代大规模的重修。(6)
这一实地调查记录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时，真如寺的寺门还是朝南开的，而非现在朝东的样子。而且此次调查过程中，真如寺正殿元代题字的发现，也佐证了真如寺相关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图9-3 真如寺建筑群〔鲍世望摄于2017年12月19日）
真如寺正殿是全寺最具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所在。真如寺正殿虽屡经修葺，但好在其建筑结构并没有大动，大部分木构件都是原物。元代建筑保留至今的不多，这座大殿为元代建筑史提供了实物例证。
图9-4 真如寺正殿（陈凌提供，摄于2018年1月16日）
此殿屋面单檐歇山式，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梁架高大，在额枋底有双钩阴刻墨字26个，即“时大元岁次庚申延祐七年癸未季夏月乙巳二十乙日巽时鼎建”。建筑物本身记载着如此确切的建造年月日者，也不多见（7）。
图9-5 额枋下的元代墨字（陈凌提供．摄于2018年I月16日）
1963年落架大修时，从正殿的木构件的榫卯隐蔽处发现许多工匠书写的墨字，除其重复者及模糊不全不计外，共有54则：柱子5则，蜀柱2则，梁枋13则，丁字栱13则，平基斗拱分件14则，正脊下斗拱分件2则，外檐斗拱分件1则，槫桁及其他4则。这些字绝大部分与今天使用的相同，都是可以辨识的。有一些字是注明构件的部位和名称的，有一些则只注明部位而未记名称，有的仅记简单的构件名称。元代没有建筑术方面的书籍留传，其构件部位名称，又无实物与记载发现，因此只得将此殿的结构以及这些构件的部位名称、砍制手法等，与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一对照。结果是这些名称大部分是与《营造法式》相符，与《清式营造则例》不符，但也有一部分与《清式营造则例》相同而与《营造法式》相异，更有一些是介乎两者之间，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专家们认为，这些墨字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墨字全部出现在柏木和红松木制作的构件上，砍制手法全部都是与宋代相近而与明清相去甚远，可以判断此殿初建时是使用柏木作柱、红松木制梁及斗拱等构件的，而杉木为清代所抽换；二、字迹绝大部分出现在平基斗拱、杪头及部分随梁等殿内部不易腐朽的构件上，构件的名称部位，与墨字所示相符，可视为原件原位未曾改动过，其名称与《营造法式》相合者多；三、大量墨字笔迹相同，似出自一二工匠之手，笔迹不同的仅有数处。根据以上几点，把这些墨字初步推断为创建时工匠所写，当是可信的（8）。
除木结构外，正殿的石柱础和地基结构也极有时代特征。柱础形状，绝似苏州元妙观三清殿和双塔寺大殿宋代遗物，仅以柱础为中心，环其四周敷设基础，各柱础间的基础并不连接成带形。基础所用材料不是通常所用碎石砖瓦，而是用铁滓夯层与黄土夯层相间。此铁滓经冶金研究所化验分析，很明显是炼铁时熔炼出的铁滓，其表面尚有氧化痕迹，呈黄锈色。元代松江、嘉定等地并非铁砂产区，此铁质物自何来，为何必须用此物敷基，尚待考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多次对真如寺进行维修保护。1950年10月，市政府曾拨款维修正殿佛像，并将铜弥勒佛像设栏保护。1959年5月，大殿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重修，正殿恢复元代单檐式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殿内檀木释迦牟尼等佛像和铜弥勒佛像被毁，许多珍贵碑刻文物被砸。1977年12月，大殿再次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几次进行修缮。1979年，真如寺进行维修，正殿内额枋底部仍保留“时大元岁次庚申延祐七年癸未季夏月乙巳二十乙日巽时鼎建”双钩阴刻墨字，为该寺建造年代的佐证。
由于真如寺具有古代建筑遗存的价值，有关部门拟辟为古建筑展览馆，长期不作宗教场所开放。1991年后，为满足佛教徒活动需要，真如寺恢复为宗教场所。1991年8月26日，真如寺修复委员会成立，开始了以构建寺院基本配殿为中心、重建一座高规格佛教丛林之路。修复工作自1992年启动，至2006年完成，至此，真如寺主体建筑群落成，由南往北的中轴线上一次排列着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真如佛塔、藏经楼、方丈室，两侧为配殿及其他用房，各佛殿、佛塔之间有四进院落，作户外宗教活动、人流疏散和园林绿化之用。新修的真如寺，占地面积已经从修复前的852.13平方米扩展到如今的1.2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已经从修复前的309.87平方米增加到8405.7平方米（9）。1992年2月4日，真如寺作为宗教场所正式对外开放。1993年新建成仿元结构的天王殿。1994年4月16日，妙灵法师被委任为真如寺住持。是年新建仿元结构的圆通殿。1995年新建二层楼的念佛堂。1996年11月20日，真如寺大殿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24日建成真如佛塔，其造型古朴端庄，蕴含着较深的文化内涵，成为真如镇的一个标志性景观。位于真如佛塔后的藏经楼，是全寺最北端的建筑，于2000年竣工，该楼共三层，主体以木结构为基调，吊顶、护墙板、扶梯、门窗等都是本色木料精雕，装饰得朴素庄重、古意盎然，藏经楼底层为方丈室，二、三层是收藏各类经书典籍的地方，藏书多达2万余册，其中不少是国内少见的珍藏本。2003年完成真如桥的建造。至此，一座既具汉传佛教基本格调，又有现代创新意味的寺院主体建筑群开始形成。如今的真如寺不仅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还是上海知名的旅游景点和文化场所。
三、元代水闸遗址
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位于普陀区志丹路和延长西路路口西南角，俗称“志丹苑遗址”，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做工最好、保存最完整的元代水工遗址，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9-6 2012年，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普陀区档案馆提供）
志丹苑水闸遗址的用工量之大、做工之精，为国内同类遗址所罕见，为我们了解古代水利工程建造技术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是在宋代《营造法式》总结之后的官式工程在长江三角洲特殊地貌环境下水利工程又有很大发展的实例，对研究吴淞江流域的历史地理变迁、经济社会发展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偶然发现的重大考古成果
元代水闸遗址位于距地表以下7米深处，其发现是极其偶然的。在这里原计划建造一幢高18层的商品住宅，2001年5月，在对高楼地基打桩钻孔的施工过程中，打到地下7米深处就被硬物卡住打不下去了，连换了几个位置都是如此，最终用一个特制的带硬钢丝刷的钢钻，靠钢丝的磨力，才将石板磨断带上来一块。
仔细辨认后发现，这是两块石板用企口拼合，并在拼合处的石板面上凿出凹槽镶嵌铁锭；石板下衬两块企口木板，木板拼合处以铁扒钉加固；木板下再有一根带卯口的木梁。这种结构多在古代石质水工建筑如水关、海塘、桥梁等工程中发现，比如上海奉贤清代海塘的石板间就用铁锭榫加固。遗址发现地点距离苏州河北岸仅1千米，历史上吴淞江河道变化很大，因此专家们判断，志丹苑遗址可能是与吴淞江有关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遗址（10）。
图9-7 元代水闸遗址全景（陈凌提供，摄于2017年6月26日）
2002-2006年间，考古部门对志丹苑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其神秘面纱层层揭开并最终展露全貌，一座元代的水闸破土而出。在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时，考古专家徐苹芳先生点评道：“这是一个年代十分标准的水闸，以前这样的遗迹发现很少。它是建立在宋元时代的吴淞江旧道上，说明上海在当时已很重视水利工程。此外，它的建筑模式完全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要求。它的发掘对研究宋元时期江南地区水利工程、流域的历史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志丹苑水闸平面呈对称八字形，总面积1500平方米，东西长42米，进水口宽32米，出水口宽33米。河水由西北流向东南。水闸主体由闸门、闸墙、底石、夯土层等几大部分组成。
闸门，又称金门，是水闸中最关键的部分，由两根粗大的长方体青石门柱组成，矗立在整座水闸的中心，两门柱之间宽6.8米。门柱为方柱体，四面规整，棱角分明，上部稍有残损，南门柱残高4.6米，北门柱残高6米。两门柱分别砌筑在南北两道闸墙之内，其下端直接立在闸墙基础石上。门柱上半部两侧面开凿孔眼（长0.12米、宽0.07米、深0.045米），北门柱现存3个，南门柱现存2个。门柱正面凿出闸板槽口（宽0.28米、深0.18米），槽口上下笔直，槽底平整，下部插一块由完整的方木制成的木闸板（长6.95米、宽0.27米、高0.3米）。闸板左右两侧插有长条框架式木销，闸板下安置有一根半圆枕木制成的木门槛，门槛下部左右两端各凿出两个穿孔。门槛下横铺青石条（宽0.98米、厚0.36米），高出底石。闸门两侧的底石上散置铁钩、铁环、铁锔、铸铁残件，似为与启闭闸板有关的部件。
图9-8 闸门（鲍世望摄于2017年5月26日）
闸墙，又称金刚墙，砌筑在底石南北两边。长47米，残高1.3-2.1米（4-6层）， 由青石条（长1-1.35米、宽0.6米、厚0.3米）层层砌筑而成，缝隙间灌满灰浆。闸墙以折角分为三段：闸门两边中部直长的那段称“正身”“由身”，长10.1米；正身左右两端斜张如“八”字者称“燕翅”，在迎水一面的上迎水燕翅长10米，在顺水一面的下分水燕翅长10.4米。燕翅外端左右横亘与闸身平行的称“裹头”，上迎水裹头长8米，下分水裹头长8.5米。折角是在一块石块上凿出来的，有棱有角。闸墙四角上有由木板和木桩构成的木护角，闸墙两端和裹头之内立有密集的擗石桩，擗石桩的作用在于减少水流对闸墙的冲击。闸墙外砌衬河砖，砖（长0.39米、宽0.19米、高0.08米）直接砌在衬石枋上，高度与闸墙高度相当，且自底至顶随闸墙形势镶砌，逐层相间，使上下互相牵连，砖缝间满灌灰浆。衬河砖外，随势用荒石和土垒砌。闸墙、衬河砖、荒石三者牢固连成一体。
图9-9 闸墙（鲍世望摄于2017年5月26日）
荒石外侧还夯筑有夯土层，依闸墙外侧走势，宽2-10米不等，夯土层下栽密集分布的木地钉，最外面一排地钉距离闸门石柱约9米，顶部与保存最高的闸墙高度大致齐平。地钉由外而内逐渐降低，直至荒石下，高低落差约2米。部分地钉的上半部有文字、墨书，内容多记载地钉的根数或编号。个别地钉的文字旁有戳记，其中有八思巴文戳记，为水闸的断代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图9-10 木桩上的墨书和八思巴文戳记（陈凌提供，摄于2017年6月26日）
2010年，为建造遗址博物馆承重柱平台，将承重柱及周围近10平方米内的100多根木桩拔出，发现木桩长4米左右，从木桩底端以下2米深处仍带上来碎砖瓦等推测，夯土层从上而下最厚处超过5米。坚硬的夯土，加上密集的木桩，构成了闸墙外的牢固的护闸。根据2012年第三次考古发掘，以水闸南驳岸的最外一排木桩为界，木桩以南的土层为河泥淤积层，土色灰黑，纯净无物，潮起潮落流下的细腻泥沙痕迹清晰可见；木桩以北的土层为人为堆筑的夯土层，夯土层内栽有密集的木桩，从而划定了水闸与老河道的分界线，也就是水闸的南界址（11）。
底石，镶嵌在两道闸墙之内，东西长30米，最窄处6.8米，最宽处16米。底石由表面平整的长方形青石板（长1-1.35米、宽0.6-1.8米不等）平铺而成，表面凿出凹槽并镶嵌铁锭，铁锭表面、凹槽空隙和石板接缝处均填满砂浆以防止渗水和石板错缝移位。从2001年工程钻孔在底石上留下的孔洞，可以清楚看到底石厚0.25米，石板下满铺厚0.2米的衬石枋（同闸墙石条基础、衬河砖下的衬石枋连为一体）。衬石枋拼接处为企口，并以铁扒钉固定。衬石枋下是木梁（又称龙骨，宽0.25米，厚0.2米），木梁下有地钉（木桩）支撑。底石两端的擗石桩高4米，直径0.2-0.35米，上端与底石齐平，以加固底石。
图9-11 底石结构（鲍世望摄于2017年5月26日）
水闸工程使用了木、石、铁、沙等多种建筑材料。木质材料有木桩、木梁、衬石枋、闸板、挡水木板等，初步估算木桩有上万根，板材500立方米左右。石材全部为青石，包括闸门石柱、底石、闸墙、衬河砖，用毛石约1000立方米。铁质材料有铁锭、铁钉等，底石上镶嵌的铁钉榫近400个。
水闸木桩上的八思巴文戳记，夯土层中出土的年代最晚为元代的瓷器残片，闸门处堆积物中的元代龙泉窑青瓷碗和韩瓶，都将这座水闸的建造年代和使用年代指向了元代。
图9-12 出土的八思巴文碗底（鲍世望摄于2017年5月26日）
（二）遗址性质
志丹苑水闸遗址的考古资料一经披露，即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包括文物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以及水利工程学等方面的专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观点。
最初的讨论主要关于志丹苑遗址的性质。虽然志丹苑遗址距现在的苏州河北岸约1千米，但研究者们普遍认同它与宋、元时期的吴淞江下游旧江有关。当时的吴淞江下游走向大致从今天的黄渡，东经封浜、江桥，穿曹杨新村至潭子湾，向东北接虬江至军工路码头附近，再东流至浦东东沟从黄家湾以东人海。早在志丹苑遗址发现不久，还未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之时，就有专家提出可能是沪渎垒故址、水工建筑、榷货场的推测(12)。随着志丹苑遗址考古工作的日益深入，出土材料不断丰富，关于其性质的讨论基本结束，其元代水闸的性质得到广泛认同。
（三）志丹苑水闸的具体方位
以宋建为代表的考古专家认为：“志丹苑水闸遗址从地理位置和史料记载推定，正好位于吴淞江下游故道上，应是建在支流上的一座水闸。”并且可能与元代都水监任仁发治理吴淞江有关(13)。对照吴淞江上各闸的文献记载和地理位置，志丹苑水闸与元泰定三年（1326年）安置的赵浦闸最为接近。赵浦为吴淞江北岸支流，位于大场浦和彭越浦之间，现已不存。
泰定三年，任仁发等官讲议吴淞江等四处河道，今已开通，拟合潴闭附江达海。分流支港于平江嘉定州之赵浦，嘉兴、上海县之潘家浜、乌泥泾三处，各置石闸二座，设官管领。依时启闭，以遏浑潮，使闸内清水一归于海，冲渲江道深阔，浑潮不致傍流入江停淤，去害就利，以图悠久之益。(14)
所以，志丹苑水闸被推定为是由任仁发主持建造的赵浦闸，且其建造工艺也与任仁发《水利集》卷十中“造水闸”一节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15)。
复旦大学傅林祥认为，志丹苑水闸应该是建在吴淞江上而非其支流赵浦上。因为赵浦无论是水量的丰富程度、河道的宽窄尺度还是在整个吴淞江下游区域的地位和功能来看，都与规模宏大的志丹苑水闸不相匹配，而在吴淞江上建闸才更符合任仁发的建闸理想和技术要求，一可挡沙，二能冲沙，以保持河道畅通，图太湖流域水利建设的“悠久之益”。而所谓的赵浦闸之名，完全是为了标识水闸在吴淞江上的具体方位，与明确可知是建在吴淞江上的“新泾闸”性质相同(16)。
上海水文总站胡昌新也认为，志丹苑水闸坐落在吴淞江旧江干流上，可以从志丹苑水闸闸室的水流方向、遗址与苏州河的距离以及对照复原古虬江河段的相应位置，推断志丹苑水闸是吴淞江旧江干流的挡潮闸之一（17）。
复旦大学王建革则认为，志丹苑水闸应是赵浦闸的北闸，可能是吴淞江一个枝河的水闸（18）。这里所谓的枝河并不是支流，而是元代吴淞江“多枝多权、枝杈分并”形成的分水河。
《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古故祠江海于棠浦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缪启愉认为，“方墙”就是“板墙”，就是板闸，可以启闭的板闸能够对潮汐起有利作用。这是在长江港口设置板闸的最早记载(19)。“沿江近海通潮江浦，汉唐以来悉设官置闸，潮来则闭以澄江潮，退则启闸以泄水，故江无淤淀之患，潮无泛滥之忧。”(20)闸控制着塘浦圩田的水流环境，是长期以来江南水利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北宋郏侨言：“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人，久无患害。”
置闸的道理早已深人民间，“江南水利，最为易晓，虽三尺之童皆知其然，但浚河港必深阔，筑圩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21)。在宋代，吴淞江两岸塘浦感吴淞江的海潮，浑潮从吴淞江江口流向各塘浦，清水则从各塘浦注入吴淞江，清、浑之水形成互动的平衡。置闸和高圩一样，都是为了加强塘浦清水的强势，以清压浑。要保证注水吴淞江的纵浦不淤，治水者就要高大圩岸，并在纵浦与吴淞江连接处置闸。
赵霖在其《置闸篇》中言：
濒海临江之地，形势高仰。古来港浦，尽于地势。高处淤淀，若一旦顿议开通，地理遥远，未易施力，以拒咸潮。今于三十六浦中，寻究得古曾置闸者，才四浦。惟庆安、福山两闸尚存，余皆废弃，故基尚存。古人置闸，本图经久，但以失之近里，未免易堙。治水莫急于开浦，开浦莫急于置闸，置闸莫利于近外。若置闸而又近外，则得五利焉。(22)
赵霖属于技术工程派，只是他的技术可行性小，只置了四闸，不久便淤。大浦之闸，规模甚大，耗费许多。赵霖之后也有人常提置闸，但是实现的机会很少。而且古代的技术手段落后，离开自然水利生态而单纯地依赖技术的工程难以持久。古代大闸对技术和水环境的要求太高，必然也要求高人工投入以维持。沿江沿海的大闸，既要保护圩田，还要控制交通，按时启闭，还要及时疏浚。浦口不置闸会淤塞，置闸后不设专人管理也会淤塞废弃。
吴淞江两岸置闸的重要目的在于使水“东注”，置闸提高水位，冲淤吴淞江，以导积水人江人海。但是在宋代，吴淞江江面宽阔，所以当时的闸一般只可能是置在周边塘浦上的。宋代就有人发现了吴淞江周边塘浦有置闸的古迹，如昆山塘的夷亭闸、至和塘的唯亭闸。而置闸的塘浦一般都很宽大，或者很长，才能积蓄、顶托足量的清水，一开闸就会将清水泄出，形成以清刷浑的动能。华亭一带的高地地区，北宋初年置闸十八所。闸设堰上，小的堰有二丈宽，大的堰九丈多宽，堰上的闸并不宽。
元代一度放松了吴淞江及其塘浦圩田系统的治理，各塘浦淤塞严重。当时江浙税粮已甲于天下，而平、松、嘉、湖四郡，更占江浙总数的十之七八。至元末年的大雨成涝，湖漫江溢，田禾尽淹，亏失税粮百万余担。直到这时，吴淞江治水问题才引起朝廷的重视。大德元年（1297年）任命彻尔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导治水，当年发卒数万，疏导吴淞江浦，二年设立浙西都水营田司于平江，三年又在各处河渠设闸堰（23）。但这些措施收效并不显著。
大德八年任海道千夫长的青龙镇人任仁发上书，议论治水方案。他指出，治水无效的原因是：“居位者未知风土所宜，视浙西水利与诸处无异，任地高下，时之水早，所以水患频仍也。”而历次河工失败之由则是：“募夫役必取办于富户，部夫督役必责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乐，是以猾吏豪民构扇沮之，朝廷未见日后之利，但厌目前之扰，所以成事则难，坏事则易。”（24）这些议论都切中时弊，引起朝廷的重视，于是命任仁发为平江都水营田使司都水少监，助行省平章政事彻尔疏浚吴淞江。而事实上，此时的吴淞江水环境比宋代更加恶化，吴淞江下游水流必以前更加细缓，再设浦闸已经没有意义。
任仁发治水时，有人提出吴淞江自古不置闸，“议者曰：吴淞江自古无闸，今置之，非法也”，说明元代的吴淞江已经被淤得有了置闸的可能。任仁发倡导吴淞江置闸，因为当时吴淞江和许多枝河河道相对变窄，水环境与以前相比有了变化。任仁发在吴淞江置了十几个闸，“开江身二十五丈，置闸十座，每闸阔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又云“吴淞江道面阔二十五丈，上源通彻江浙诸山，众水注入太湖，人吴淞江以达于海。今止造闸三座，每座且以二丈言之，三闸止该六丈，岂能尽泄水势。照得台州路管下黄岩小洲，止蓄泄溪山些小之水，尚然建闸一十有四，今吴淞江拟合造闸一十有三，每闸面阔二丈，方可通彻二十五丈之江水。”这段话的意思不是一字排开地在吴淞江面上置闸，可能是分别分流以置闸（25）。古人利用水流以置闸，有非常多的经验，运河置闸的经验完全可以移到吴淞江上。大德八年，新挑了一段吴淞江河道，“起置石木闸二座”。大德十年又开了一段吴淞江河道，置闸二座，这两座闸在相邻两处位置上，相距一里余，并非一字横排江中。泰定三年，任仁发又一次浚吴淞江并置三闸，“（泰定）三年，任仁发置赵浦、潘家浜、乌泥泾三闸”（26），“赵浦闸二座，嘉定州造。”
由于志丹苑水闸遗址是孤立的发现，周围环境的可参照因素也不充分，因此其具体的建造位置在现有条件下还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但其发现的重大历史意义已毋庸置疑。
四、明代墓葬
图9-13 明墓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盖（陈凌提供，摄于2018年1月18日）
明代的历史文化遗存发现于1964年6月，在上海印钞厂厂区内有两座墓葬，据考古发掘，考证为明代遗存，两座墓葬相距5米，西面的一座为火罐葬墓，一口大缸内有骨灰和2件韩瓶，缸外还有2件韩瓶、1枚“熙宁重宝”钱币。东面的一座为砖室券顶墓，单室，南北向。随葬有青花缠枝莲纹盖罐、釉陶壶、锡壶、暖锅、烛台、盘等明器（27）。但对于墓的主人尚未有进一步的考证成果。
五、玉佛禅寺
玉佛禅寺以玉佛得名。清朝光绪年间，普陀山僧人慧根法师策杖孤征，单丁行脚，先五台、后峨眉，经四川人西藏出国，千里跋涉到印度，最后去缅甸。因缅甸盛产美玉，慧根欲以美玉雕塑佛像，得缅甸国王特准及当地华侨陈君普等赞助白金2万余两，即开山取玉，聘能工巧匠精心磨琢刻镂，成大小玉佛5尊。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慧根奉玉佛回国，途经上海，留坐、卧佛各1尊（其余3尊由慧根法师护送回普陀山）。当时经清大臣盛宣怀的父亲、叔父等商议，先在上海东北隅张华浜衣周塘建茅蓬供奉。光绪二十六年，在江湾车站之侧募建玉佛禅寺，占地2公顷余，有寺屋4进、72间，慧根法师为首任住持。
图9-14 玉佛禅寺（鲍世望摄于2017年12月16日）
辛亥革命期间，因遭兵乱，寺屋被占，玉佛被搬至公园内。住持宏法上人与常州、南京等地佛界名宿商议，将玉佛移至麦根路（28），租屋供奉。1918年，该寺住持可成法师募得槟榔路（今普陀区安远路170号）地基7000多平方米，另建新寺，历经10年，佛殿、楼庑、斋厨、浴室等相继落成，至1928年全部完工。因可成法师属禅宗临济宗，改称玉佛禅寺。1932年可成法师圆寂，远尘法师继任住持，历时10年，在其任内创建上海佛学院于寺内，聘请震华法师为首任院长。1942年5月，震华法师任住持。1945年，震华法师退居，由止方法师出任方丈。1947年1月，止方法师退居，监院苇一法师出任住持。3月，该寺监院福善和震华法师先后圆寂，驻锡寺内的太虚法师为此悲伤过度，随后圆寂于玉佛禅寺直指轩。1949年3月，苇一法师退居，苇舫法师任住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政府于1952年拨款修葺寺宇，保全了古刹的全貌。玉佛禅寺原有土地7733.33平方米（11.6亩），建筑面积8856平方米，古朴幽深，飞檐斗拱，殿宇巍峨。主建筑分三大进，前进为天王殿，中进为大雄宝殿，后进二层：下为般若丈室，上为玉佛楼。两庑建筑整齐，均为二层。东庑：下有观音殿、水陆内坛、斋堂、禅堂、客房等，上有功德堂、僧寮等，市佛教协会及上海佛教学院也设在东庑内；西庑：下有铜佛殿、素斋餐厅、法物流通处、文物室、卧佛堂、怀恩堂、乐志堂等，上有上客堂及素斋餐厅等。山门对面安远路南侧有照壁，由5面壁组成，每壁中均有一幅圆形砖雕。中壁最为高大，雕有巨龙头像，龙头四周烟云缭绕；左右两壁次之，雕着回首站立的凤凰，四周有牡丹、芍药、祥云、山岩等；最边两壁再次之，雕着大小2象。5幅砖雕，比例适当，配置均匀，立体感强，具有一定的艺术观赏价值。整个建筑结构和谐、布局完整、风格古朴，成为一座气势恢宏的仿宋宫殿式建筑群。
图9-15 玉佛禅寺建筑群（鲍世望摄于2017年12月16日）
玉佛禅寺内还发生了许多名震中外的大事。1946年1月，上海各界人士在玉佛禅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的牺牲者，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等到寺参加，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遇难后，上海各界于4月30日在玉佛禅寺举行追悼会，由左舜生为主席，马叙伦为主祭。会场大门两边写着“摩顶放踵利天下，粉身碎骨为人民”，宋庆龄、黄炎培、柳亚子、马寅初、陶行知等参加了追悼会，参加的人数先后达数万人。
图9-16 1946年1月，上海各界在玉佛禅寺公祭昆明“一二 · 一”惨案死难烈士（玉佛禅寺提供）
1952年，上海佛教界为祝愿世界和平，发起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在寺内启建讲经水陆道场，请中国近代佛教禅宗名僧虚云法师主法，圆瑛、应慈、持松、苇舫等十大法师轮流讲经，法会自12月开始，为期49天。法会结束后，虚云大师经苇舫法师等挽留，于1953年农历正月在寺内禅堂举行禅七法会两周，每天人佛堂讲开示，后编成《虚云和尚禅七开示录》出版发行。同年春，虚云主持玉佛开光典礼。1955年，华严座主应慈法师在该寺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1956年在浴佛法会上主法，1957年又开讲80卷《华严经》；1958年5月，该寺启建庆祝佛诞会15天，应慈仍应请主法，并开讲《波罗蜜多心经》。1963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锡兰总理西丽玛奥·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寺，延寺僧64人诵经，为锡兰前总理班达拉奈克64诞辰做纪念法事。
图9-17 1963年1月8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玉佛禅寺设灵堂纪念锡兰前总理诞辰64周年（玉佛禅寺提供）
玉佛禅寺内的藏经，除玉佛楼所供的《龙藏》之外，还有近代影印的宋代《碛砂藏》、上海频伽精舍刊印的《频伽藏》以及《大正大藏经》《续藏经》《藏文大藏经》等。此外，还藏有《二十四史》《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全唐文》《四部丛刊》等文史典籍，以及各种金、铜、玉石雕刻的菩萨佛像、唐人写经以及珍贵佛教字画。
“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力于玉佛禅寺法师、上海市宗教局、上海历史博物馆与上海国棉一厂的协力与智慧(29)，该寺除部分图书被焚外，整个建筑及主要经卷佛像、法器法物历经浩劫得以保存完好。之后，该寺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全面修缮，对所有佛像进行装金，恢复了香火佛事。1981年开始举办各类法会，印制各种经书法物，以满足香客、信徒的需要。1982年举行建寺100周年纪念法会，并协助市佛教协会筹备恢复上海佛学院，先开办学戒堂；1983年秋，佛学院正式恢复，真禅任院长，当年招收学僧50余人，分正、预2科，以后逐年招生。同年，玉佛禅寺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汉传佛教重点寺院。1984年起，每年春天举行华严佛七法会，请真禅讲经。1985年举行建寺以来的第一次传戒仪式，由真禅法师开坛传戒，受戒弟子来自国内24个省市、共600多人。1986年起，该寺的各项丛林规章制度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健全，齐备了传统的四大寮口，健全了各部门、寮口的执事制度，规定了每月朔望2日的禅堂坐香、诵戒及每逢腊月举行禅七。1989年7月，该寺又从新加坡请得大型玉卧佛像1尊。1994年3月18日，玉佛禅寺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1995年12月1日真禅法师圆寂后，由监院觉醒法师主持工作。1999年11月觉醒法师升任方丈，确立“文化建寺、教育兴寺、觉悟群生、奉献社会”的治寺理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玉佛禅寺在佛教文化的研究和推广方面走在全国佛教文化机构的前列，构建起一套健全的弘法学修系统。2000年，玉佛禅寺成立“梵乐团”，以传播佛教音乐文化；2001年9月，成立觉群学院，定期开展“觉群人生讲坛”和“星期佛学讲座”；2012年，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成立“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向社会公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成立“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将寺院的财布施，法布施等慈善事业制度化和透明化；2016年，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并紧扣时代脉搏，开展了以佛教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佛教与都市生活、佛教与生死学等为主题，涵盖宗教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讨会。玉佛禅寺还创办了《佛法在世间》《都市中的佛教》《和谐宗教与文明城市》《当代佛教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当代佛教与文化繁荣》《觉群》《觉群佛学》《觉群小丛书》《觉群佛学译丛》《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等学术出版物和期刊。除传统纸质媒介外，玉佛禅寺自2013年开始，开发出一套新型弘法方式，相继推出“上海玉佛禅寺”“般若丈室”“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释小白”等互联网平台，运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佛教文化。2010年玉佛禅寺被评为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是上海唯一一所入选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的佛教寺院。
2014年7月至2017年9月，玉佛禅寺进行了建成百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上海玉佛禅寺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保护性修缮工程”。工程对中轴线文物建筑的大雄宝殿、天王殿进行原材料、原工艺的保护修缮，并采用现代平移技术先将大雄宝殿及殿内佛像整体同步向北平移30.66米。平移到位后，再通过交替顶升技术将大雄宝殿整体向上顶升1.05米。在整体结构不做任何变动的基础上，增加底部混凝土平层，从而提升主体建筑抗震性，稳固其建筑结构，保护了大雄宝殿的原有历史风貌。大雄宝殿平移之后，寺院殿前加盖了钟鼓楼及观音殿，与《营造法原》所述江南殿廷建筑风格相统一。同时对两庑建筑予以改建，恢复东西配殿格局，与中轴主殿形成环抱胁侍之势。院落布局上参考了园林设计手法，丰富建筑群之间的空间层次关系，营造更加静谧禅意、庄严清净的寺院环境。此次修缮工程，解决了长期困扰寺院历史建筑保护的隐患，也为寺院建筑布局合理化留出改善空间。如今的玉佛禅寺已经成为沪上融宗教、文化、艺术、教育、旅游为一体的标志性场所和人文景点之一。
图9-18 2017年9月17日，玉佛禅寺大雄宝殿平移顶升成功（普陀区档案馆提供）
六、沪西清真寺
沪西清真寺，原名药水弄清真寺、小沙渡回教堂，位于西康路（旧称小沙渡路）1501弄，是上海著名的伊斯兰教寺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小沙渡回教堂。
20世纪初，沪西作为工厂聚集的工业区，也逐步形成了工人、贫民聚集的棚户区，药水弄就是全市有名的棚户区，全弄有居民15000多人，不少是来自安徽、河南、湖北一带的回民，1917年，湖北籍回民魏、尹两氏发起募捐集资，租赁了几间简易房屋，作为回民宗教活动场所。1921年，在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捐助下，在药水弄租地0.8亩，建成清真寺，取名小沙渡回教堂。1933年，在马天英、李玉书、马少生、马义方等人主持下，重修清真寺，大门偏向东，门额嵌“开天古教”“重教团结”八个大字。人内是一庭院，铺有十字形水泥通道，粉刷了墙壁，还栽种了花草、树木，让清真寺变得非常整洁美丽，让人像“到了什么花园”；北侧为礼拜大殿，约160平方米，可容纳100余人同时礼拜，南侧为三间讲堂，正中设桌椅、经典，作会客用；其左边一间为教长室，右边一间为寺务办公室；西侧是水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药水弄被敌人封锁，清真寺也陷入荒芜。抗战胜利后，小沙渡回教堂改称药水弄清真寺，1947年又改称沪西清真寺。
小沙渡回教堂在今天看来虽然简陋，但是由于当时主持教务的多为中国伊斯兰教界内有学识、有作为的著名阿訇，寺院的管理者更不乏有眼光、愿奉献的社会名流。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清真寺不仅仅是一个礼拜的场所，而是成了上海回族民众读书教育、文化建设、扶贫救助以及开展回族妇女读书工作运动的重要基地。他们利用清真寺的平台，汇集回族各方的力量，提出消费合作社、人口调查、平民学校、’教义讲习所等诸多构想，开办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业。
在小沙渡回教堂阿訇、理事会理事长筹划下，李云生慷慨出资在寺院开设的识字班——“豫德堂”基础上创办云生小学，学校建制逐渐完备，贫困的回族子弟可免费入学。抗战胜利后，此学校改名“兴建小学”，意为兴教建国，几经发展成为今天的普陀区回民小学。
1949年后，时任教长的马人斌将清真寺租用的房地产买下，并进行翻修，上海市人民政府也曾先后拨款为寺房大修两次。1959年，鸿寿坊清真寺、白玉坊清真女寺和江宁路清真寺并人药水弄清真寺。“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真寺停止宗教活动，被里弄加工组使用。1979年10月，清真寺修葺一新，在同年11月1日的“古尔邦节”恢复宗教活动，对外开放。1985年，在药水弄旧区改造中，清真寺也被列入改建计划，在西康路1501弄进行重建，由上海华东建筑设计院设计，耗资200余万元，占地面积由原来的0.8亩扩展为1.5亩，建筑面积由333平方米扩大为1018平方米。1990年7月4日“古尔邦节”举行开工典礼，1991年10月竣工。经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同意，药水弄清真寺于1991年6月23日恢复使用“上海沪西清真寺”名称（30）。
重建后的沪西清真寺以扇形穹隆圆顶双心拱门的二层礼拜大殿为中心，四周有小型建筑群，是一座具有鲜明阿拉伯风格配以现代空间处理手法的新颖的伊斯兰教寺院建筑，成为普陀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上海有名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图9-19 沪西清冀寺（普陀区档案馆提供，摄于1992年4月）
七、暨南大学真如校区
国立暨南大学，前身为清政府南京薛家巷妙相庵的“暨南学堂”。1905年，两江总督端方偕同户部伺郎戴鸿慈等赴欧洲考察宪政，归国途经南洋，与华侨有所接触，了解到华侨子弟长期客居异邦、疏远中华文化之弊端，深感兴办华侨教育之必要——“宏教泽而系侨情”。经报清朝廷批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国立暨南学堂于南京，创办人端方、戴鸿慈。校名“暨南”一词取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当时学生主要来自南洋诸国，故称“暨南”，意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南洋，被国父孙中山称为“华侨革命之母”。
1922年3月19日，暨南学堂校董事会召开会议，议题之一为选择新校址，建设新校舍。与会校董认为南京校园过于狭窄闭塞，不能适应学校发展之需要，决定到上海选择新校址。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文化、航运中心，有利于拓展海外华侨教育。经黄炎培、柯成懋、高阳、赵正平等人多处考察，最后选址在上海近郊的真如。经函请宝山县署批准，在真如境内紧靠沪宁铁路真如车站北隅征地240亩，兴建新校舍，时名为暨南学堂。1923年6月迁校，更名为暨南学校。1927年，郑洪年为校长后，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南京的女子部也迁来合并，并把商科扩充为商学院，文科扩充为文学院，附设中学部及义务小学。
暨南大学两次征购农田共计400亩，为此拆迁了一个北杨宅村庄和一些坟墓。为了改善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学校对附近农户子女人学采取了优待政策，实行开门义务办学。此外还有许多便民措施，暨南大学校门任人出人，除宿舍外其他大礼堂、图书馆等都无人看门，每逢节日、足球篮球比赛，当地农民都可以来观看文娱演出和赛事。暨南大学的迁入也改变当地的人文环境，球类活动在这座古镇中活跃起来。华侨学生的到来，增加了真如镇的消费需求，到20年代初，曾经死气沉沉的车站南侧路北开出40多家商店，吃穿用齐全，其中十几家餐馆中，有杏花村西餐社供应正宗西餐，有祥泰、亚洲两家西服店裁制高级西装，还有干洗店和照相馆，有电烫设备的理发店，还有一家店堂宽敞的百货公司。学校迁入之初，自设发电机，解决学校照明问题，但当时真如镇和杨家桥仍无电灯照明。为解决当地居民的照明问题，暨南大学校长赵正平与乡董甘鸿逵集资5万元，创设真如电灯公司于暨南大学校园北侧。1923年，真如镇、杨家桥等地的商店和农民都获得了照明用电，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准。这些变化也吸引了一批上海富商下乡建造花园住宅。美商大通银行大班张颂周在暨南大学校园北侧购地10亩建成张家花园广生行老板林蔚南在桃树浦边建林家花园，岭南人范肖之建造的范庄在1932年一·二入淞沪抗战时曾作为十九路的临时指挥部，粤籍营造商陆鸿堂在三民路（现三源路）建陆家花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襄理王元仁也在三民路建造住宅（31）。几年间，暨南大学周边地价翻了几番，通过一座学校带动了一个区域的开发。
图9-20 民国时期的暨南大学真如校区（普陀区档案馆提供）
1923-1937年八一三抗战之前的十几年，在暨南校史上留下辉煌篇章。1923年7月，早期革命家恽代英将其执教的学生韩汉光、蒙岛南等吸收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中共暨南学校支委，开始领导暨南学校的地下斗争和民主爱国运动。在上海现代革命斗争史上，暨南大学一直是学生运动的一面旗帜。党支部领导暨南“学生救国会”“抗日救国青年团”“左联”“社联”“文艺社”等进步社团，在师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鲁迅曾三次为暨南大学师生演讲，1927年12月21日和1929年12月4日曾两次进入真如的暨南校园，在沪西留下历史足迹。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暨南师生联合复旦、交大、大夏、光华、圣约翰等校学生，多次发动示威和请愿活动，共产党员黎莹、胡穗新、刘慈恺、王经纬（陈伟达）、邝劲志（方孟）等带领同学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夏，暨南校园毁于日军炮火，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
普陀区的历史文化遗存展现了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时期的历史文脉，虽然有些建筑历经重修、重建，不复最初的模样，但藉由这些遗存，人们仍可去追溯其历史源流。